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

方光华一 深化对中国史的时代属性的观察历史研究是有时代属性的。历史研究与时代思维的内在结合，是历史学研究成熟的标志。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易传》曾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即是说对“前言往行”，不能局限于铺张描述，还要有助于提高认识事物、预察未来的能力。清代王夫之将史学的认识功能阐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6—157页。可见中国史学有这样一个传统：把历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与研究者自身和时代统一起来，对历史的观察总是反映出时代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三代以上的历史就有两种不同的观察。一种以儒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上古以来的历史证明礼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论述上古历史时，儒家学者尽量剔除古圣帝王身上的神话性内容，认为尧、舜、禹等都是在人伦道德方面有继承与发展的人。而道家则提出另外一种历史观，他们认为礼制是罪恶之源，天道自然才是历史的本质。道家认为越是古远的帝王，越自然无为、适性自足，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理。《庄子·胠箧篇》曾提到十二位古帝王：“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粟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认识，恰恰与儒、道两家对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认识和思考是相关的。儒家认为人性中仁爱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秩序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道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然界在无为中实现完美和谐的神秘力量。可见，是时代主题推进历史认识的深入展开，导致历史认识的多样性，而历史认识又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观察。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题联系紧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意识到传统史学不能给时代所需要的“新民”提供养料，不能给时代出路提供有益的启示，呼吁“史学革命”，提出历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发生变化。新的历史学须从过去的踪迹中观察到未来的走向；须对公民的社会生活建设有所参考；须能够激发民族精神。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三种主要史学流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另一个是自由主义史学流派，再一个是守成文化史学流派，这些流派都提出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观察，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史的内涵与深度。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侯外庐先生，他始终坚信中国会朝民主与科学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思想史浓厚的宗教因素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对中国思想史自然观不发达所导致的理性精神不足做了深刻分析，并认为中国思想的上述特点与中国长期的土地国有制所造成的私有权观念不发达是相联系的。他指出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当务之急是扬弃中国历史中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另一个是钱穆先生，他认为中国历史中情感因素多，自然科学研究不足，是中国农业文明人文主义色彩很重的表现，中国历史重视群体生命的延续，不追求个体物质利益与经济权益的无限满足，而追求个人精神生活宁静与群体和谐，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历史极其深刻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上述对中国史两种不同的观察，反映出对近代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两种不同方向的认识。一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或许会与西方走不一样的道路，但必定会依循人类普遍的共同价值；另一种认为不管历史如何变化，在中国历史之中已经包含天人合一等人类普遍价值追求。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是历史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孔子的《春秋》如果没有对“其义则丘窃取之”的时代判断，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没有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理性思考，就不可能有这样持久的魅力。同理，侯外庐、钱穆的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关于时代主题问题的认识，他们的著作就不可能有这样持久的魅力。历史学者关于时代主题的哲学体察有助于他们的具体历史研究，而他们对历史的具体研究又反过来丰富了他们的哲学体察，并展示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当前，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快，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中国如何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怎样才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发展与合作，需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及其所蕴涵的世界性价值重新分析。今天，我们更加需要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应当在史学与中国发展趋势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反思这些重要问题上，提供更有启示的思考。二 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国学”或“古典学”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历史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甚至是否应该独立于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学科之外，已经成为学术界所讨论的热点话题。20世纪，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与对中国物质生产生活历史及社会组织历史的研究相比较，显得相对薄弱。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物质生产生活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成熟与发展。作为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创造和传播者——中国历史中的知识群体，与中国物质生产生活的劳动者、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历史的积累既表现为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表现为精神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历史中的思想创造有密切的联系。可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提出要强化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当然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也有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但从哲学、历史乃至文学学科的整体来看，20世纪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首先，大家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学，诸子和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都需要同等对待。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对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外，20世纪还开拓出与考古学深度结合、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相比较、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深度结合等多种方法。其中特别是思想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贯通，或许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研究方法划时代的进步。早在20世纪30年代，侯外庐就指出，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以《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提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他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并依此观察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阐述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并从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去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思想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贯通，说明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以思想解释思想，只有从思想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才能准确判断思想观念的内涵与特征。因此，如果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传统来看，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充分吸收和消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所取得的理论与方法成果，将“国学”或“古典学”作为中国历史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三 重视中国史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史学研究成果，最终都要通过文辞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历史学非常重视历史认识的表现形式，创造了编年体、记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多种历史体裁，而且也很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传播到中国，人们开始意识到，与西方学术相比较，中国学术缺少西方学术那种明确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于是倡导对中国历史规则进行理论提炼，对具体历史问题做严密的研究。历史研究追求把复杂的历史事实描述清楚，把观点讲明白。历史认识成果的表述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章节体和论文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个变化确实大大提高了中国史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不足，历史作品失去了鲜活的趣味，给读者留下的是一大堆过于宏观的原理和逻辑严密的论点。如何在保持历史著述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同时，增强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值得历学家认真思考。其实，历史是有情感的人的创造。历史事实与自然现象不同，它充满了变数，与历史资料不相冲突的历史推论往往也不止一种。对这样的研究对象的描述，如果缺少一些文采，多少有点令人遗憾。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很重视文采。章学诚就曾经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文史通义》，刘公纯标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页。有的历史研究者认为“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章学诚提出批评：“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诉悲苦者，同叙一事而闻者漠然，或同叙一事而闻者涕洟不能自休，得其情也。……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达尔”（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文史通义》，刘公纯标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01页。。同讲一个笑话，有的让人捧腹大笑，有的让人索然无味；同诉一个悲痛，有的让人涕泪横流，有的却让人无动于衷。造成其中差异的原因是，前者局限在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而后者善于用感情丰盈而真挚的文字打动人心，引起听者情感的波动与共鸣。当然，史学与文学毕竟不同。文学追求创造性、新颖性，它的文字表达越新颖、越独特就越好，而史学的文字忌讳自以为是，它贵在对各种文献资料、各种说法进行“陶铸”，选择最合适的文字表达。运用文学形式使历史认识成果的表现更加富有感染力，看来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历史认识成果的传播，除了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的特长以外，还需要关注与现代传媒特别是视觉艺术的有机结合。历史认识成果的传播，与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相关的。今天的文化传播，在视觉艺术方面进步显著。此外，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持民族文化遗存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完整性，对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十分重要，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对于历史认识的表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历史认识的成果，需要以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向社会广泛传播。刘延苗所著《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一书即将出版。该书是她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成。她将章学诚的史学哲学分为三部分：史学的概念，史学认识论，对史学义例、史义、史德诸问题的哲学思考，具体讨论了章学诚对于历史学是什么、历史事实如何构成、历史认识成果如何有效表达、历史学家自身需要注意哪些修养等思想，比较符合章学诚史学思想鲜明的反思特点。她之所以没有采用学术界惯用的“历史哲学”一词，主要是因为历史哲学的双重含义，它既指历史的哲学又指历史学的哲学。如仓修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探讨的就是章的关于历史的哲学观点，而刘延苗主要讨论章学诚关于历史学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关于历史学的哲学思考，不必用“史学哲学”这样生僻的词，完全可以改为史学思想甚至史学理论，但她认为，现在的史学理论主要是对历史研究的这样或那样的原理，而章学诚的史学思考是对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反思，它提供的是“宏观的认识视野和思想眼光”，她坚持用“史学哲学”一词。据白寿彝先生说，中文的“历史”一词是20世纪早期从日本引进的，在中国的使用还没有超过一百年，中国古代只有“史”一词，章学诚是18世纪的中国学者，我个人认为，她使用“史学哲学”一词或许也未尝不可。读了她的书稿，我对中国史研究的前景引发一些联想，权且当做该书的序言。我想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该书中引发更多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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