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研究

柳鸣九一、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让－保尔·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悲讯，都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当他不再发出他那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丢失了的份量。他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所留下来的一段空白，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填补的。不同观点的人，对他肯定会有这种或那种评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当人们回顾人类二十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显著的路标。萨特的经历纯粹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也可以说相当单纯，即始终是作为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智力劳动者。他生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从小跟随外祖父母生活，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薰陶。中学期间，萨特成绩优异，爱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阅读，曾产生过拯救人类于痛苦的浪漫理想。1924年，他进入以培养了不少杰出人物著称的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在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中名列前茅，取得哲学教师的资格，并认识了他后来的终身伴侣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短期服役后，从1931到1933年，他在外省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他作为官费生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学说，开始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1934年以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并开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召入伍，1940年在前线被俘。1941年获释后继续任教。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此后，他成为职业作家，一直到他逝世。萨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劳作的一生。对于一个身体并不好、从三岁起就瞎了一只眼睛的人来说，要完成深造的学业并留下五十卷左右浩瀚汪洋的论著，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他是哲学家，师承了海德格尔的学说，但成就与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位德国的先行者，而成为了存在主义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材料。他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 心》、短篇集《墙》和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得心应手的体裁是戏剧，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显然更高于他的小说，他一生九个剧本并不为多，但如《苍蝇》、《间隔》等，在法国戏剧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著有《什么是文学》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他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集《境况种种》有十卷之多，其中除了关于法国文学、欧美文学的评论和文艺理论著作外，还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的回顾，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几乎可以说，萨特在精神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数部门中，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仅仅只在其中一个部门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是不容易了，何况是在这样多方面的领域里呢。无疑，这是一个文化巨人的标志。因此，萨特的影响不仅遍及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而且还达到了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现在，当我们来估量萨特的历史地位时，已经就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思想史、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要对萨特作出评价，首先就要遇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这个艰深而玄妙的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相当纷纭的。事实上，萨特也受过不少责备和挑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以及关于世界是荒诞的的思想，即认为：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者，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等等。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提出种种批评：把存在与本质割裂开来，这岂不是形而上学？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岂不是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甚至是为一切罪恶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既然在萨特的哲学里，生活是荒诞的，人是自由的，不仅对法律道德是自由的，而且对宗教信仰、理想也是自由的，那岂不是为那些颓废、消极、放纵的垮掉的一代提供了哲学基础？如果要着意从立论上、概念上、逻辑上去指摘萨特哲学思想的错误和矛盾，也许还不止这些。到目前为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呢？狄德罗的唯物论被认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归根到底仍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也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然而，这两个远非“完美无缺”的哲学家，却得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多么崇高的评价啊！我们对待萨特，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如果有人力图把萨特贬成一个哲学上的侏儒，去寻章摘句对萨特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扬弃”，那就随他们去吧，我们的任务却是：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这样做肯定要比把萨特批得体无完肤费力且不讨好，但却甚为值得，这倒不是为了死者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如果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哲学体系上所织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也许不妨可以说，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萨特把上帝、神、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了出去，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因而，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显然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就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大大优越于那种消极被动、怠惰等待的处世哲学，它把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作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也有助于人为获得有价值的本质而作出主观的努力，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至于萨特所认为的世界是荒诞的、人是孤独的、痛苦的，人生是悲剧性的，这种观点的确表现了一种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的思想情绪，但这不正反映了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萨特曾经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称为“一种人道主义”，他无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在二十世纪最有创造性的一个继承者，他在本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荒诞的条件下，发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精神，追求人的真正的价值，提倡人面对着荒诞的现实争取积极的存在的意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又始终抱者一种善意的亲近的态度，与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本能的敌对和随意的谩骂是完全不同的。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虽然他并不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误解；他试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虽然他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看来似乎有些狂妄。总的说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赞赏和响往的，这就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超脱了狭隘阶级局限性的思想家的风度。对于一个哲学体系的评价，从理论上、方法上作出“定性分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这种哲学的实践，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哲学家萨特的估价，必须和作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萨特联系在一起。萨特第一部哲学著作《想象》发表于1936年，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发表于1943年，这正是法西斯势力这一种“恶”在欧洲日益猖獗并正在造成巨大灾难的时期。萨特在发表哲学著作的同时，又以文学创作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公正地说，他这些论著和作品，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带着与这种“恶”相对抗的性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自己最重视的小说《恶心》，纯粹是哲理性的，它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的日常生活，表现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思考。其中主人公那种对现实的恶心感、对客观世界的不可知感、对环境的无以名状的恐惧感、迷惘感、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孤独感，显然是作为人对当时阴云密布、灾难即将临头的欧洲现实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被作者加以细致描写的，也可以说是在那种历史条件和形势下，萨特对人的状况和人与社会关系的状况的一种批判性的认识，其中当然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一种否定。如果说《恶心》带有某种抽象的性质，那末，小说《墙》则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作者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西班牙战争期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揭露了法西斯军队如何象“疯子”一样“逮捕所有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特别揭露了他们对政治犯那种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表现了他对那正在欧洲肆虐逞凶的反动势力的憎恶。他同一时期的另一篇小说《艾罗斯特拉特》则是他“自由选择”的哲学思想的一种文艺图解，写的是一种恶人的“自我选择”，主人公对人类极端蔑视，疯狂仇恨，宣称自己是“一个不爱人类的人”，并要上街用他手枪中仅有的六颗子弹去杀“半打人”。艾罗斯特拉特本是古希腊的一个无赖，为了要使自己的名字留传后世得以不朽，放火焚烧了狄安娜神殿，由此，他的名字就成为了“以无赖的行为使自己出名”的同义语。萨特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正表现了他对那种以反人道来标榜自己的恶棍的否定，表现了他对恶的“自由选择”的否定，可见，在萨特的哲学里，自由选择是包含着善恶是非的标准的。而且，萨特也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善恶上，他总是力图联系现实的斗争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当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希特勒的阴影之下，法国处于屈辱的被占领状态的时候，萨特又写作了著名的剧本《苍蝇》，剧本根据埃斯库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改编，写阿迦曼农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在古代悲剧的题材中，注入了他存在主义的哲理，俄瑞斯忒斯就是一个作了英雄的自我选择而成为了英雄的人物，他为了给父亲报仇，敢于承担责任、采取行动、杀死母亲，因而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萨特在剧本中清楚地表现这样的寓意：只要是为自己的自由而采取行动，就能获得肯定的意义，这在当时无异于向法兰西同胞发出了进行反抗的暗示，因而剧本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希特勒的浩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消失，原子弹和冷战又在人们的心里投射了新的阴影，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完全动摇，理想破灭。萨特的论著和作品所宣传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思想，正投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怀疑悲观的认识和他们苦闷消极的情绪。但是，如果一种哲学只使人陷于痛苦的绝境不能自拔的话，那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另一方面又给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自我选择。因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似乎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在不合理的现实中的比较合理的支撑点，给了他们一种用来摆脱苦闷和失望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萨特的思想战后在整个西欧风靡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心理并不是来自生活中那种营私牟利、飞扬跋扈、制造灾难的反动腐朽的阶级力量，而恰巧是、或者主要是来自现实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害、受宰割、被欺骗、被牺牲的人们，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因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就不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的哲学形式，它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而萨特在战后所发表的一些作品里，也正力图给他抽象的哲学命题填进具体的积极的社会内容。先是他的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三部曲的第一、二部《懂事的年令》与《延缓》于1945年问世，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在1949年。萨特在三部曲里，通过一个知识分子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再一次给他所主张的“自我选择”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说明了他这一哲学概念中正面的、积极的含义。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年月为背景，主人公玛第厄象萨特本人一样，也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哲学教师，他完全陷在现实的荒诞、个人的苦恼中，他自己也不满意并力图摆脱，他曾经想到西班牙去参加斗争，但犹疑、矛盾，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他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愿意参加共产党，但又怕妨碍自己的自由。战争的风暴、民族的危难逐渐把他拔出个人的狭隘的天地，使他感到自己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是那么空虚，他投入了斗争，在一次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阻击战中，作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以英勇的行动而成为了英雄。在他死后，他的朋友、共产党人布吕内继续进行斗争。同时还有他著名的哲理剧《间隔》。这个剧本同样也阐释了“自由选择”的主题，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德、有污点或有罪过的男女，在地狱里互相纠缠、互相矛盾冲突、互相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在萨特看来，这一男二女正因为是作出了卑劣的自我选择，他们的本质是低劣的，所以他们现在才是那样难堪，以至在他们之间，别人象地狱一样使自己难以忍受。正象他把那个仇恨人类、具有恶的本质的无赖蔑称为“艾罗斯特拉特”一样，萨特又把那种卑劣的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别人，就是地狱”这一在当代文学史上也许是最为著名的哲理警句，这一警句，既是萨特对资本主义现实中丑恶的人与人的关系深刻的揭示，同时也包含着对那种推托自己的责任、把命运归咎于别人、怨天尤人、消极等待、不进行积极的自我选择的人的嘲笑和讽刺。这个剧本上演后，以其深刻的哲理和巧妙的戏剧性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成为萨特剧中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批评家誉为法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作品。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萨特从战后四十年代直到他晚年所写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进步的社会意义：剧本《死无葬身之地》（1946）表现被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的游击队员威武不屈的英雄主义，《毕恭毕敬的妓女》（1947）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涅克拉索夫》（1956）对法国反动势力进行了讽刺，《阿尔托纳的隐藏者》（1960）抨击了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根据欧里庇底斯的悲剧改编的《特洛亚妇女》（1966）影射了殖民战争的不正义。仅仅只有《肮脏的手》（1948）流露了萨特本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某种偏见。萨特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投入了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在这方面，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反动资产阶级的非正义和罪行的抗议者，是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的朋友，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抗议者。四十年代，他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从俘虏营出来后，他组织过“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敌组织，参加过全国阵线领导下的作家委员会，为法共领导下的地下刊物撰稿。五十年代，他谴责美帝的侵略战争，“为了抗议法国政府对这种帝国主义行为的屈从”，他与法共接近，关系密切，成为法共的同路人；虽然他对五十年代中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事件不理解，但也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进行过辩护。六十年代，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并不止一次揭露法国殖民者在那里的暴行，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与他诺贝尔奖金，他坚决拒绝，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誊”。六十年代后期，萨特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曾抗议苏联领导集团对国内的法西斯高压政策，公开谴责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七十年代，他积极支持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政府的压制时，他挺身而出，保护这家宣传“毛主义”的刊物，并亲自走上街头叫卖。他还愈来愈多地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采取决裂的、对抗的行动，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萨特用自己的行动写下的这份“政治履历表”，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精神和任自己的感情真挚地流露而不加矫饰和伪装的襟怀坦白的政治风格。他以这种精神来指导他的文学活动，主张“倾向性的文学”，要求作家用文学来为战斗行动服务。这就使萨特成为了法国历史上那种作家兼斗士的光荣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如果说，属于这个传统的，十八世纪有为最大的冤案卡拉事件的昭雪而向封建统治、反动教会作了勇敢斗争的伏尔泰，十九世纪有与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进行了长期不妥协斗争的雨果和为德莱菲斯冤案而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抗的左拉，二十世纪有把自己的斗争汇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的罗曼·罗兰与法朗士，那末，在二十世纪中叶，则有让—保尔·萨特补充了他们的行列。萨特曾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但对此，资产阶级批评家曾进行了奚落：他的错误太多了，成不了良心。类似的批评也曾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政治上太“反复无常”了，不可取。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确有根本的局限，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有过不止一次错误，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极为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环境中，试问能保持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究竟有多少？只不过萨特比较表里如一、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不掩盖自己的矛盾、不文过饰非而已，“万能的上帝啊，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萨特在生前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他们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骂娘的人”。但他作为思想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批评者认为，他“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他发出了“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呜”，他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调和起来，更是包含着“极大的祸心”。这，对于主观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抱着善意、对马克思主义也严肃认真的萨特来说，也许是最大的不幸。这一个精神上叛逆了资产阶级因而被资产阶级视为异己者的哲人，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支撑点？萨特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萨特的逝世，给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理论界提出了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我们相信，通过对萨特的研究人们将不难发现：萨特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一样。二、关于本集的编选原则和内容当前，对萨特的研究，显然还仅仅在开始。这一研究任务，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而是哲学研究界、文学研究界共同的任务。但要进行切实的、深入的研究，首先应该对萨特有必要的了解，要作必要的资料工作。如果说，过去甚至包括现在，对萨特有一些既不公正又与事实不符的责难和批评，实与资料不足有关。资料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缺少了它，就只剩下了主观主义的“分析批判”了。萨特资料的不足，也有客观的原因，国内所拥有的原文图书和报刊的匮缺是其一，即使有一些，各单位分藏，不能互相补充，构成整体，是其二。我们编这本《萨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企图多少改变这种情况，多方收集，以求提供一些关于萨特的必要的资料。在编选资料方面，目前有一个常见的做法：如果是以某一个作家为对象，往往就把外国批评家、评论者对这个作家的论述收集汇编在一起。外国评论者的论述是外国人研究的心得，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它们毕竟是外国评论者的议论和结论，有时结合着作家作品的实际，有时却只是一种阐述和发挥，即使结合了作家作品的实际，往往也只是在评论者本人论述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这种编选方法对于其作品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是适宜的，但对萨特这样一个中国读者所知不多的作家就不合适了，如果这个专辑采取那种办法，那末，读者也许只能看到一些评论家对于萨特的高谈阔论，而看不到萨特本人的庐山真面目，那怕是庐山真相的几张摄影或几幅写生。因此，我们采取了另一种编选办法：选择一部分萨特的文论，以提供萨特本人对他的政治、哲学、文学思想所作的阐释和解释；选择一部分萨特的文学作品，以提供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或典型章节；编述萨特的年表、萨特全部文学作品的内容提要以及与萨特有特殊关系的作家的资料，以提供萨特的生平和创作等情况；刊载一部分萨特进行文学活动时期的文学背景材料，以提供萨特与当时文艺创作状况的材料。总之，我们力图从各个方面介绍萨特的全貌，希望读者拿到手里的，是一份比较全面的关于萨特的资料，当然，限于篇幅，我们的介绍只可能是初步的，而且，与其说是全貌，不如说是概貌更为确切。萨特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其文论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不过，既然我们这个专辑是作为现当代文学资料的一种，所以，萨特的哲学文论不在我们入选之列。我们着重从文学和一般思想的角度，选择了《为什么写作》、《答加谬书》和《七十岁自画像》三篇。《为什么写作》是萨特1947年发表的文艺理论专著《什么是文学》中的一章，它既是萨特的文艺理论，又是萨特将本人最高的创作纲领。早在1945年，萨特在《现代》杂志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题为《争取倾向性文学》的社论，要求文学具有倾向性，干预生活，这是萨特一贯的文艺思想，也是他自己创作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为什么写作》是一篇相当艰深的美学论文，带有某种思辩的性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萨特作为美学理论家所具有的康德、黑格尔美学论著中的那种深邃，他把常见的文艺现象阐述的那样透辟，显示了非凡的思考力。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个命题，他虽然是从以个体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出发，但却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他始终抓住根本的哲理，从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美与审美各对关系，阐明了个体人的创作活动的社会性和严肃性；他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运用，他明确地以“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巴拿斯派的“艺术家不动感情”的形式主义美学观为对立面，完整地论述了他的艺术既不能脱离“别人”和社会、同时也必须是为“别人”、为社会的美学哲理，这当然是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泛滥极广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的一次强有力的清算，针对哥缔埃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形式主义美学口号，萨特提出了“艺术品，就是召唤”、写作就是介入以及要“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等一系列深刻的思想。那末召唤什么、介入什么？于是，在这篇文论里，思辩的哲理一变而为明确的宣言，那就是提倡揭露一切“非正义行为”、“应被取缔的弊端”，那就是要作正义的召唤。在萨特看来，只有正义的召唤才能产生“好的小说”，而非正义的东西，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则必然断送作者的艺术生命，甚至他把他的“介入”解释得这样明确：“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萨特的论述，响彻了高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声音，它是资产阶级美学理论中优秀传统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复兴，如果把它和萨特本人总是力求通过写作为进步事业服务、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腐朽反动的社会阶级力量、指向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创作实践联系起来，那末，更可以看出，在这篇抽象的思辩性的美学论文中，实际上有着非常进步的时代社会内容，它在当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中，是难得的力作，理应得到我们格外的重视。《答加缪书》是萨特文论中有代表性的另一篇，它虽然和某一事件有关，但其重要性不同于他十本文集《境沉种种》中关于时事政治事件，社会问题所发表的谈话或文章，而标志着法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论争和他与另一个同他同样举足轻重的大作家的关系。加缪才华横溢，出现于四十年代的法国文坛，既是抵抗运动的英雄，又是对现代生活荒诞性的深刻思考者、揭示者，他在存在主义风靡全欧的时期几乎与萨特齐名，两人的友谊更是从抵抗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的。论争由于1951年加缪出版的《反抗者》一书而来，在这本书里，加缪根据当时所揭露的苏联存在着集中营的事实，对苏联表示了否定的态度，萨特所主持的《现代》杂志对加缪这种态度的“保留”和萨特的亲密合作者尚松对《反抗者》一书的批评引起了论争。如果撩开论争中的一些词句上的纠缠和论争中难免都有的策略和手法上的遮掩，不难看出，实质性的问题是对苏联的态度。在当时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历史条件下，加缪那种不以对象为转移而反抗一切不合理事物的态度，当然显得是一种脱离现实、脱离历史的“抽象的”、“纯粹的”反抗，这正是萨特在《答加缪书》中对他的批评；而萨特则主张不要脱离实际，要与具体的社会力量结合，“参加他们的战斗”，明确提出了“帮助那边的奴隶的唯一途径是站在这里的奴隶一边”。当然，这里并不存在一个萨特否认集中营的存在并认为它合理的问题，问题是双方对于如何斗争和对现实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确存在很大的分歧，萨特实际上表现了他当时的党派精神和阵营色彩。我们把这篇文章译出来，并不是为了对一个属于历史范畴的问题作出某种结论，更不是为了再一次确认这样一次争论所涉及的问题就足以给加缪这一位杰出的作家戴上“右”的帽子。我们完全把它作为文学史上一份思想材料译介出来，以披露这次重要论争的某些实际情况，以提供萨特关于在现实斗争中应采取什么政治态度的哲理所作的解释。《七十岁自画像》是萨特的自述文章。萨特叙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作品不少，较早的有《词语》一书，它主要记述了萨特童年时的生活，被人称为“最富有人情味的作品”。他的文集《境况种种》中，也有多篇自述性的文章，仅以第十集而言，就有三篇之多。比较起来，《七十岁自画像》在萨特的自述性作品中最为重要。此文发表于1975年，正当萨特将七十岁的时候。这时，萨特已经走过了他一生绝大部分道路，完成了他所有的作品，他仅有的一只眼睛也近乎失明，再也不可能进行写作，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涯这时已经完全告终，他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这一长篇的谈话，收在他最后一部文集中，作为他最后一篇文章。毫无疑问，这是萨特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这篇谈话，与其说是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不如说是总结了他作为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萨特，这比追述他的生平更为有用，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经历中的某些片断，他个人生活的情况（包括工作方式与起居），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他的精神状况和他为人处世的准则，总之，一个全面的萨特，萨特的一个全貌。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萨特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全貌呢？他的思想被认为是充满了矛盾，他的行为被认为变化无常，在那些矛盾的现象中，在那些反复的变化中，是否有某种统一性、某种一致性呢？这是萨特研究中的关键。只有在萨特基本上完成了他一生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才有条件作出一定的结论。《七十岁自画像》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萨特思想和行动中某种统一性的解释。不论萨特的思想和著作中有多少矛盾，但是，就他对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而言，正如他所说的：“我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因此，就应该彻底改变它”；就他对自己的阶级而言，正如他所说的：“我断定资产者都是坏蛋，我想我恰恰可以通过对资产者说话，毁坏他们的名声”,“我的立场扼要地说，在于把资产者作为坏蛋来谴责”；就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言，正如他所说的：“我想马克思主义有些方面是站得住的：阶级斗争、剩馀价值等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也正是在对这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警句名言：“我们只有在两者之间作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在他看来，斗争是艰巨的：“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斗争，人民的权利才能从资产阶级权力那里夺到果实……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成绩有限，但失败并非不能挽回，最终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与此同时，他又具有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我相信历史在前进，在一步步走向革命，发展和变化是令鼓舞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中，他这样规定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就是说争取群众加入为彻底改变这个社会而采取的行动”。当然，在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里复杂的斗争中，在各种力量不断变化、大动荡、大改组的过程中，萨特对有关问题的态度不可能也不应该固定不变。然而，正如他的自述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观的变化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引起的，而他主观的变化却又始终是依据着一定的原则，那就是他本人所说的他要求自己政治上“尽可能诚实”的原则，以及我们从他的行动中所归纳出来的尽可能地主持正义、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则。譬如对于苏联，在战后冷战的年代里，在萨特看来，“共产党人是有理的，苏联尽管有我们知道的种种过错，那时候它毕竟是受迫害的，它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中抵抗美国”，因此，他当时“认可共产党人的言论，大致上他们指责美国的，也就是我们指责的”，但后来苏联发生了变化，在世界范围里已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萨特也就成为了苏联霸权主义的抗议者了。再譬如对中国，萨特从五十年代起就怀着友好的感情，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后，他就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而在这种保留之中同时又带有一种愿意继续观察、了解和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再譬如对法国激进的左派青年，萨特在他们受到压制的时候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加以支持和保护的，而在涉及他们的观点理论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了自己与他们的距离。凡此种种，就是《七十岁自画像》一文所提供的萨特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又统一的形象。而且，这一长篇叙述既充满了一种对自己的价值和力量的自信，又具有一种平易质朴、老实自然的风度，在某些方面，还具有一种卢梭《忏悔录》式的坦率，如承认1954年访问苏联时言过其实、撒过谎，承认曾经也有过单单为了赚钱而进行写作等等，在这里，用来美化自己、粉碎自己的虚伪的道德面纱是没有的，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萨特，这更增添了这篇自述的文献价值，也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在作品方面，这个专辑并不是萨特作品选，不言而喻，不可能把萨特文学创作中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都选入，而只能提供一部分最为典型的文学创作的样品。在这里，我们不妨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萨特的文学作品作这样一种区分：一类是直接写现实的政治题材或社会题材的作品，在小说中有短篇《墙》、长篇《自由之路》，在戏剧中则有《毕恭毕敬的妓女》、《肮脏的手》、《涅克拉索夫》、《阿尔托纳的隐藏者》等；另一类则是以虚构的非现实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在小说中有中篇《恶心》、短篇《艾罗斯特拉特》等，在戏剧中则有《间隔》、《苍蝇》、《魔鬼与上帝》。前一类作品由于其故事和形象描绘都有明确的现实性，所以，其思想意义似乎比较一目了然，至少具有某种确定性，即它们写的是什么、批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思想意义是什么，都很具体、明确。虽然萨特的文学作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有某种哲理，然而，这一类作品所展示出来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对读者来说，其直接的吸引力和表现力显然大于作者所要说明的抽象的哲理，而且，作品中直接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也只允许作者按照这种社会生活现实性的规律去加以描写，而不可能对他的哲理作更多的阐发，于是，在这一类作品中，社会生活直接的现实性就往往掩盖了间接的、抽象的哲理性，因此，读者在《墙》和《死无葬身之地》中，首先看到的是法西斯势力的残酷和灭绝人性，在《毕恭毕敬的妓女》中，首先看到的是种族岐视的野蛮和种族主义者的伪善和冷酷，在《涅克拉索夫》中，首先看到的是反动势力的无耻和卑劣，在《阿尔托纳的隐藏者》中，首先看到的是法西斯残馀势力的腐朽与阴暗。这些作品，对读者来说，就首先是这些具体的社会内容，首先是作者对这些社会内容的具体的、明确的思想和态度，而不是某种另需深入地加以探究的哲理。这些作品无疑都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但对于一个以其哲理著称的思想家来说，它们虽然还不是最充分地具有表证意义的代表之作，它们具有某种时事性，特别是像《肮脏的手》，更是萨特某一时某一种思想观点的产物。基于以上这些看法，我们在这个集子里，没有选这一类作品的章节。我们所选的是第二类作品，亦即那些不是以某一具体明确的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它们或伪托于当代的传说，如《苍蝇》或虚构为荒诞不经的神话，如《间隔》、《上帝与魔鬼》，或者写的是当代现实生活，但并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事件，如《恶心》。这类作品不像前一类作品那样明明白白、直接了当告诉读者它们所指的是什么、要说明的是什么，它们具有某种象征性，其寓意比较深藏，比较费解，比较容易引起评论者不同的解释。而且，正因为这些作品的题材不是十分具体的社会现实，而带有极大的虚构、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所以也就更便于作者在其中贯注和阐发自己的哲理。无疑，它们在哲理上的丰富、寓意上的深刻上大大超过前一类作品。象征意味与隐喻性是它们的特点。它们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最充分、最完整的文学形式。在我们看来，这就使它们成为了萨特研究中更值得探究的课题，事实上，它们也的确是对萨特来说最具有表征意义的篇章，基于以上这种看法，我们在这个专辑里，选了《恶心》、《苍蝇》和《间隔》作为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典型样品。有一种意见认为，《恶心》根本不能算是小说，这里既没有明确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没有统一连贯的故事情节，更没有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典型人物形象，即使是结构，也显得松散零乱。然而，萨特自己偏偏这样说：“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说，《恶心》是我最好的文学作品，”事实上，也正是《恶心》的发表，使得萨特开始蜚声文坛。那末，《恶心》的思想艺术价值研究何在？《恶心》在艺术形式上，显然近似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的也是日记体、自述体。作者根本无意于写出吸引人的故事，无意于设计完整的结构，而只求写出一种哲理性的证识：现实是荒诞的，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这种认识呢？最充分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出人对这种荒诞现实的感受，而在不满、愤怒、厌倦、烦燥、反感等等否定性的感受之中，最能说明现实的性质、对现实最具有强烈否定的感受的，莫过于萨特所描写的“恶心”、“作呕”这种感受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使人恶心，当一个作家写出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也就达到了对现实生活加以相当彻底否定的程度。萨特进行了这种创造性的、甚少先例的描写，而为了把这种恶心感表现得最充分、最细致不过，他钻进了洛根丁这样一个极为敏感、极为纤细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之中，让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作出反应，作出反感到恶心地步的反应，从而表现出现实生活的不合理、丑恶、虚妄和荒诞。《恶心》并没有表现出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洛根丁眼前那个一切令人恶心的布维勒城，在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地图上是找不到的，短篇小说里也并没有出现某种反动社会势力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形象，但是，其中那种强烈的厌恶的情绪，虽然是针对三十年代末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特别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开始猖獗的那样一个时代社会，这正如《狂人日记》一样，显然其中只有“狂人”的一些“胡言乱语”，但正表现了一种激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因此，在法国有人很自然把这部带有某种抽象性质的小说，称为“左翼小说”。我们选用了这部小说中的一些篇章，目的就在于展示萨特哲学中关于现实的荒诞性这个命题的具体社会内容以及存在主义小说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某些特点，我们力求从小说中选出最有典型意义的片断，至于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读者的鉴定。《苍蝇》是萨特剧本中的杰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古代神话故事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的现实、传统的古典的艺术形式与典型的现代哲理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奇妙结合。剧本写于1941年，出版于1942年，正是整个法国被法西斯的魔影所笼罩而一时还看不到任何光明前景的时候，严酷的现实使得剧本本身充满了一种阴森可怕、肃穆压抑的悲剧气氛，而最后又是以主人公崇高勇敢的行动为结束。它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的悲剧性既在于它充满了激烈尖锐的矛盾、痛苦流血的争斗的故事、在于阿尔戈斯城被恶神愚弄控制的悲剧，更重要的在于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他正义勇敢的行动却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民公敌”，成为了他自己姊姊憎恶的对象。萨特安排这样一个结局，并不是因为希腊悲剧中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故事，本来就反映了古代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过渡中那种重大的、酷烈的、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而是为了强调俄瑞斯忒斯斗争的艰巨性，强调他与之斗争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一对杀父的凶手，而是一个控制着一切、掌握着一切的邪恶的朱庇特神，是他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巨大的恶的力量，因而，他复了仇、伸张了正义之后，“万里长征”仅仅在开始，他还必须承受着邪恶的神的报复，受到他们紧追不捨的逼迫和折磨，由他自己来把象征着罪恶的苍蝇从自己的祖国故土引走，让他们追在他的后面，而他的行程，将是永无尽头的……。在这里，萨特所要表现的是一场多么严酷、多么充满了悲剧性、多么艰巨的斗争！而他的主人公又是以多么勇敢、多么坚毅、多么崇高的精神，把它承担了下来，面临着那无止尽的道路，迈出了自己的大步。在这样一个气氛压抑低沉、充满了血腥气味的悲剧里，充满了一种多么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其中，萨特贯注了他自己多么炽热的感情，贯注了他自己面对着祖国被法西斯德国占领这一悲惨的现实而具有的多么强烈的爱憎和坚决的斗争意志！而所有这一切，又完全是以莎士比亚化而非席勒化的方式表现在活生生的古代生活的场景里。当这个剧本还没有译本，甚至还没有什么介绍的时候，我们认为，把它作为一个样本收在这个集子里，来说明萨特对正义斗争的激情，也许是最适宜不过了。当然，此剧在生动的古代生活场景里，有着浓厚的哲理性，实际上，它也是存在主义哲学文学表现形式的最重要的代表作，萨特的主要哲理思想在这里几乎得到了完整的表述，这也是我们选用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全剧所表现的与其说是俄瑞斯忒斯如何复仇的过程和故事，不如说是俄瑞斯忒斯是如何决定复仇的过程和故事，这是一个从小就遭到厄运的人物，在童年时代，就曾几乎被杀父的仇人置于死地，逃到外邦后，总算在雅典自由的阳光下长成成人，形成了温柔天真的性格和对幸福、理想的向往，他漫无目的地在希腊漫游，来到了自己的故国阿耳戈斯。虽然他为自己的身世家仇感到悲愤，但并没有明确的复仇计划，何况，他的哲学教师一直以怀疑主义、息事宁人的哲学对他施加影响，更主要的是天神朱庇特一直在施展他的神通，企图把他引出这个城邦，制止他走向复仇的道路。他的姊姊厄勒克特拉悲惨的生活和她那像烈火一样的渴望报复的感情，使得他作出了抉择，而一旦他作出了抉择，他就成为了一个天神也无能为力去加以摆布的、充分具有自由意志而又能够采取任何自由行动的独立的个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复仇的结果却引起了他那个姊姊由于亲生母亲被杀而产生的悔恨，于是，厄勒克特拉成为了他的对立面，两人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由于不相信复仇的正义性、被悔恨所压倒而又沦入了恶神的摆布和控制，一个由坚信自己斗争的正义性、勇敢承担起责任而始终成为恶神所不能战胜的英雄。整个剧本的戏剧冲突就在这个过程中展开，与其说是情节性的变化、不如说是心理性的、即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构成了戏剧冲突发展的真正契机，而存在主义的哲理——即存在先于本质、人获得什么样的本质决定于进行怎样的抉择、抉择的主动权在于人而不在于神或他人，等等——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人物心理变化和故事情节变化的交织中得到了阐述，所有这一切都是完整的浑然一体，因此，我们在这个专辑里不作任何节选。《间隔》是萨特另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与《苍蝇》一样，它也是以神话为题材，象征性和寓意性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在萨特创作中，它们无疑是最富有隽永意味的两个，彼此相辅相成，一正一反，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萨特关于自由选择、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哲理。《苍蝇》，从正面歌颂了“善”的自由选择，歌颂了通过这种选择所获得的英雄主义的“本质”，崇高的人的价值，而《间隔》，则从反面揭露了“恶”的自由选择，揭露了这种自由选择所带来的丑恶的“本质”，卑劣不堪的状态，从而给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善”与“恶”的具体内容作了最明确的阐释。我们把这两个剧本选入这个专辑，也正是为了使人清楚地看出，萨特所主张的自由选择无疑是具有十分明确的善恶标准和道德标准的，他是主张“善”的自由选择而反对“恶”的自由选择的。作为一部独立的文学作品，《间隔》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极大的深刻性和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戏剧的纠葛和冲突只是在三个男女之间发生，然而却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某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不是一般的缩影，而是有高度概括意义的缩影。他们之间的纠葛和冲突，其根源只是因为他们各人过去有罪过，现在还有卑劣的要求，他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需要互相戒备、提防，把自己紧紧裹起来，唯恐对方知道自己、洞悉自己，特别是了解自己的过去的一切，他们之间有着鸿沟、有着屏障，以至地狱并不是刀山油锅，也不是但丁笔下的景像，而就是异已的别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刻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一个短短的独幕剧中，通过三个人物之间的戏剧性纠葛，以“别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个短小的警句，就道出了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中那种间隔的、对立的、互相不能容忍的性质，这的确显示了萨特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高度的独创性的才能。剧本的题名：Huis Clos，原意是法律上的“禁止旁听”，只限当事人在场之意，萨特以此作为题名，看来是为了表现剧中人物那种唯恐自己被别人所知悉、唯恐自己的隐密为人所知的精神状态和他们那种互相隐瞒、互相戒备、互相封闭的关系。现在，这个剧名已有多种译法，如：《门关户闭》、《密室》等，我们认为，萨特显然并不是想要告诉读者和观众，他的剧本讲的只是一个“门关户闭”的房间或一个“密宝”，何况舞台上那个门关户闭的房间或密室，也是象征着地狱，它作为一个“密室”在剧中并没有重要的有机的意义，而更多地只具有舞台布景的意义而已，因此，我们根据对萨特原作意义的理解，暂且把它译为《间隔》，即偏重于突出萨特剧本所表现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作此简短的说明，也是为了就正于专家、读者。我们在这个专辑不可能把萨特本人的文论和作品都加以翻译介绍，但我们力求多提供一些萨特的实际情况和材料，为此，专设“萨特资料”一栏，编述年表，介绍其主要经历活动；撰写其全部文学作品的内容提要，展示尚未译介的萨特作品的浮光掠影；对与萨特特别有关的两位作家加缪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些简介，以期有助于加深对萨特的了解。当然，对于这两位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将享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来说，这样的简介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只限于勾划他们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倾向，让人看看萨特是属于法国知识界的那一个族类，显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两位作家身上，也像萨特一样有着严肃的、对于积极进步的理想的追求。虽然对萨特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萨特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客观实际，主要要凭他本人所留下的思想材料，但并不是说，当代批评家作家对萨特的评论是可以忽视的，它们当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西方，对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的评论，可以说是多得难以数计，就法国而言，仅以萨特为论述对象的专著，为我们所知的，就有十几种之多，大多出自当代研究者的手笔，其中也有的是与萨特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所写的，如弗朗西·尚松。我们没有选取这些萨特专著中的论述，而是选了两个更有代表性的作者的两部非萨特专著中的章节，一是安德烈·莫洛亚的《从纪德到萨特》一书中论萨特的一章，一是罗杰·加洛蒂的《论人的远景》中论萨特创作的一节。这两本书并不是专论萨特的著作，但前者把萨特放在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的重要的作家一起加以论述；后者把萨特放在二十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两者都有全局观点，更便于从萨特在发展过程中、在整体范围里的地位和意义，对他加以比较准确的评价，而不致于顾此失彼，取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两者的论述也是概括性、鸟瞰式的，对萨特的整体和全貌或主要方面作出了全面的概括的扼要的说明，避免了陷入萨特问题某些冷僻的和细微末节的方面以及拘泥于某些琐细的材料。至于作者，安德烈·莫洛亚本人既是法国当代文学中卓越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成就极高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杰出的传记作家，法国文学史上一些第一流的大作家以至其他国家的文学家诸如雪莱、拜伦，尽都是他曾作传的对象。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掌握作家对象精神特点的大师，并以趣味盎然的文学笔法加以勾画，从而在当代传记文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在论萨特的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些特点，特别令人欣赏的是，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莫洛亚竟把如此复杂艰深的萨特和他各方面的成就介绍得如此简明扼要。正因为莫洛亚是资产阶级文学中古典传统在当代杰出的代表，是法国文化史研究中出色的人物，法兰西学士院的四十个“不朽者”之一，所以，他对萨特的评价和论断，当然具有某一方面的权威性。加洛蒂则是另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原是法共著名的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他的某些情况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为我国理论批评界所熟知。我们选择以上这两个批评家的论述，也正是为了介绍整个法国批评界中不同党派，不同倾向、不同信仰的人物对萨特的态度，从而有助于读者了解萨特在法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考虑到萨特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戏剧领域，为了了解他的戏剧成就是在什么文学背景上取得的，我们从法国著名的批评家、文学史家布阿德福尔的《当代文学史》中，选译了论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戏剧的有关章节。萨特的戏剧创作基本上是整个战后法国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布阿德福尔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萨特在法国戏剧全局中的地位。至于附录中的法国文艺动态，我们拟在本丛刊的每一辑中连续地定期地介绍，并力求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以构成不中断的“活的历史”。以上就是我们编选这本研究资料的原则和就有关内容所作的说明。我们只求对萨特研究提供一些初步的资料，由于原文材料不全，更由于编选者水平有限，本专辑难免有疏漏、不足、甚至错误，我们期待着专家、读者的指正。本书由柳鸣九编选，罗新璋参加部分校稿工作，各栏选题确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部分同志及其他单位的同志分工承担完成的。一九八〇年五月一稿一九八〇年九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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