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划及其法律控制研究

行政规（计）划也许是一个正在“寻找自我”的课题，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在行政法中，或行政法之外。有一次我原来所在法院的一个同事问我做什么研究，我告诉他关于行政计划方面的，他当时的表情有吃惊、不解，甚或有不屑。他接着问：行政法需要研究它吗？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计划经济已经过去了。我当时木然得不知如何说才好。也许在他的印象中行政审判庭永远只会和处罚、许可等相遇，而计划只会挂在行政机关的墙上，甚至不会被法的光环所笼罩。时常想起这件小事，特此记之。我们国家是受计（规）划影响很深的国家，我们曾经走过几十年计划经济的道路，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放弃了，但是一些传统的、被实践证明错误的计划观念还有待时间的冲刷。如何有效的规制行政规划，是一个值得从政法意义上深入思索的课题，因为行政规划和其他的行政行为毕竟有很大的不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写进了我国的宪法，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内容之一。行政规划的作用要发挥好必须要在法治主义的关怀之下。法治主义可以说是行政规划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无怨的选择。说无奈，是因为行政规划自身未来性的特征天生有冲破法律框架的冲动，总是“向往”一种自由决定的意境；说无怨，是因为法治主义是人类几千年来最伟大的选择之一，行政规划也不得不臣服其脚下以寻求最大的正当性。这种无奈和无怨的张力使行政规划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也许是行政规划在行政法意义上寻找自我的最好归宿，否则就有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迷失自我。在未来和现实的交汇中平衡、蜕变，这是一个寻找与皈依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因为计划经济的缘故而把计（规）划完全否定，也不能因为其自身的特性而把其视为规制的盲区。在这儿引用一下苏轼《定风波》中的几句词，也许不太恰当，但对行政规划的“身世”来说也许有几分神似：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法治的春风吹醒了我国一度“醉酒”的规（计）划。如何看待行政规划，如何实现实现法律控制下的“平和”？“也无风雨也无晴”也许是较好的诠释，既不能因过去的“风雨”把规（计）划完全否定，也不能期望它无所不能。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行政法学对于行政规划的研究比较薄弱，显然与实践的需要不相对称。行政规划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一种体现，目的是对未来设定目标，进行安排和部署，防止盲目和无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研究也是一种理性活动，是对实践的理性思维。当我们从行政法的视野“理性”地思考行政规划这种人类“理性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耐心，因为既要冲破我国传统计划观念的樊篱，又要面对规划自身特点对行政法理论的挑战。“法学阶梯”是永无止境的，在我攀登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人曾经给过我帮助、鼓励和关爱。我是一个性情木讷、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在内心总是心存感激。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莫于川老师。莫老师不仅指导我的学习，扶持我在学术上进步，而且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生活，使我在离别家人学习的艰困岁月里能够对生活充满信心。老师常教导我做人的道理和努力的方向，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老师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恩师教诲，终生受益。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李元起老师。李老师是我在人大研究生生涯的引路人，他性情豁达，给我非常多的鼓励和指导，让我受益无穷。同时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研室各位老师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关怀。感谢所有关爱我的师长和友人。感谢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梁津明教授和诸位同事，在我担任教职以来，给了我诸多的指教。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的爱是无限的，也是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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