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

孙正聿20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在国内率先创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90年代中期又组建了哲学社会学院，并在2004年成立了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对社会发展理论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在其真实的意义上，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以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既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争论最激烈的理论问题。这是因为，趋利避害的人类生存逻辑，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严峻挑战。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它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舍弃。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不是幸福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生存逻辑是对人类自身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的严峻挑战。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当代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发展问题。把“发展”作为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予以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所面对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对“发展”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发展，这不只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评价，因此，“发展”是以评价为逻辑前提的对存在的描述。这表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进程如何评价的问题，以及依据某种评价的标准作出行为选择的问题，即在实践中作出各种顺序性安排问题。作为人类生存逻辑的趋利避害，“利”与“害”的标准如何确认，怎样的行为选择才是当代人类的真正的趋于“利”而避于“害”，怎样的顺序性安排才能使“利”大于“害”，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标准”与“选择”构成社会发展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核心范畴。“发展”的标准具有极为深刻、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既内涵着文化的多样性，又内涵着每个时代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它既内涵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又内涵着现代化的多元选择；它既内涵着“历史的大尺度”，又内涵着“历史的小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所谓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小尺度”而仅仅承诺历史的“大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无法实现“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惨痛的是会使这个“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变形，把“大尺度”变成某种压抑个人发展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大尺度”而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小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大尺度”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严峻的是使这个“小尺度”所规范的历史活动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小尺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关于“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作为“历史的大尺度”与“历史的小尺度”的“微妙的平衡”，构成了我们的行为选择的出发点。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这个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致力于解决公共利益最大化、满足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民生问题；二是致力于解决资源环境体系的压力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致力于解决公共治理结构中的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下的行为选择，也就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对现代性的行为选择。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在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我感到，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气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国发展面对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宏伟的气魄和开阔的视野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解放思想，还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地凸显出来，它要求理论工作者以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去研究这些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了这种凛然正气，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解放思想，还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勇气。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要求我们：一是要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简单化的判断和评说；二是要从唯上唯书、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我们面对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出发，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要从僵死枯燥、言之无物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作出新的论证和新的阐释。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的关切点总是自己时代的最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并构成我们时代的诸多的重大课题，引发了我们的共同的关切与期待。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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