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

记得自己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博时，蔡乐苏教授非常喜欢用通俗的比喻告诉我为学的道理。他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河，那么今天的我们是站在下游看上游，这就像是我们在农村看电线杆时的情况，离我们越远，这些电线杆看上去距离越近，甚至被压缩为一个点。我们做历史的，任务就是将这个点解放出来，让它恢复成真实的距离。这句话让我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也就是说，面对一则历史材料，有三重关系必须清楚：当事人意图表达并希望人们如何理解他的观点；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观点采取了何种观点；当下作为研究者的你本人对以上观点的观点。因为历史人物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言论面对特定的读者群表达特定的意图，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可以区隔为大语境、中语境和小语境。鉴于此，我一度将老清华的治史路径理解为“历史还原论”，至少是剑桥学派昆廷·斯金纳式的“语境还原”。就我个人的学术背景而言，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到政治学再转向历史学，从追求文学的浪漫到追求历史的本真，在“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之间，我个人是更倾向于“史观学派”，非常想找到思想家背后永恒的问题意识，认为非此不足以表明学历史的资鉴功能和现实意义。但是，踏入历史学的门槛后，我自己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觉得真实记录一个民族走过的路、塑造真实的国家记忆，这本身就是价值，是一个民族寻根的认同之旅。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变成了个人审美的工具，是令人销魂的爱好，是个人兴趣酝酿的源泉，是用以领略古人情感和全部人性的途径。而面对史实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就要对自己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反思和批判。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言：“如果不经过这一批判就径直着手阐释历史的形而上学，那就好比是飞鸟想要超过自己的影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更客观、更真实的理解历史原貌？我还是借用蔡乐苏教授的比喻：史学观点像头发，是从肉里长出来的；而不是衣服，从外面给披上去的。这就像郭橐驼种树，树的生长有自己的规律，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要“顺其性而为之”，万不可按照自己的性子裁剪枝叶，随意翻动。好的作品像是一张网，有网眼但不会有漏网之鱼，因为编织这个网的线非常柔韧。我个人理解，史料就是编织历史之网的丝线，史料是否扎实、编织方法是否得当，是决定网质量好坏的关键。学历史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时段，历史长河波澜不惊、波光粼粼；有些时段，则潮起潮涌、蔚为壮观。而历史潮头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时间流动中的不同论域的出现，因为正是这些花团锦簇的话语丛，推动先进思想在某个时空中形成陡然紧凑、集结成峰的历史画面，推动历史冲破空间的限制形成一个个永恒的问题意识，使得历史在可比较的层面上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话题。在这一点上，这些涌动着的话语无疑是历史的引擎，让历史在昏昏欲睡、平淡无奇中显现出生命的活力，这才是历史的精气神。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画面，从广义的角度看，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争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在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大目标上，先进的中国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在实现的手段、途径、方案等方面，却有着很多争论：政治方面有“民主与独裁”论战；经济方面有“现代化”论战；文化方面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社会方面还有2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继续。1932年，以玄学派为主要班底，以中国国家社会党为组织基础，以《再生》为主要言论载体，“再生派”最终形成，他们接续了“科玄论战”中远未终结的话题，在“民族复兴”的主流话语中表达了他们的现代性理念和方案。他们所表达的现代性方案内在要素众多，含混性和复杂性是最明显的特征，试图用现有的知识分类将其描述清楚异常困难。但其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再生派”的民族复兴话语立足于自由主义的基调，照顾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诉求，吸收了西方不同的理论主张。在政治上，他们调和了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形成“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并通过代议制和选举制将修正民主政治与社会平等参与调和起来。在经济上，他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作了适当的调和。在文化上，他们调和了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将效率、平等与自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作了适当折中，超越了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文化倾向。基于此，笔者姑且称之为“调和型自由主义”。本书将以“再生派”学人群为个案，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面相。“调和型自由主义”是在对五四时代现代性观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彰显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对范式危机（现代性危机）的重新思考。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上看，西欧中世纪的黑暗引起了两方面的反抗：因其迷信和愚昧，人们以理性反抗之；因其专横与不公，人们以救赎精神（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反抗之。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的理性所代表的科学主义以及希伯来救赎精神所萌生的人文主义，二者共同瓦解了中世纪并推动人们走向近代。中国当代学者借用了这种理解，并将目光投向了对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解释。张灏曾用“范式危机”理论解释从甲午战争到北伐战争这一“转型时代”，五四时期被包含在其中，其根本任务是从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主要解决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这两方面的问题。高力克进一步指出，因儒家意识形态崩溃而造成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真正凸显出来是在五四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使晚清以降师法西方的现代化运动陷入了范式危机。自19世纪中叶至今，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纪霖甚至将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看成“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简言之，“范式危机”理论可以看做是用来描述转型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利用这一理论来观察自由知识界的现代性理念是一种不错的视角。但是，研究者也同时承认五四时期并未真正解决这种范式危机，后五四时代的知识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解决方案怎样呢？诸多学者的研究似乎有意无意地把目光移开。应当承认，在很长时期内，对30年代的思想史研究较之此前此后的历史时段都显得较为薄弱。这样一来，造成我们只知道果树发芽和成熟收获的两端，而忽略了其生长过程，更无论这其中还有五彩缤纷的花期、风吹雨打的磨难。近些年，对这一历史时段用力的学者渐有增长，但在方法论方面，仍不免笼统的“贴标签”做法。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品牌”式的包装极容易造成同名联想式的误读，使得历史解释在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含义上发生激烈争论，而本质上却无益于知识存量和流量的增加。这种做法还限制了研究者思维的丰富性和层次感，使研究者容易形成“套用”的心理习惯。更为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脉络在“化约论”（Reductionism）的思维方式下被遮盖。本书试图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防止其干扰历史判断，展现历史被压缩的多个维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就看读者的评判了。思想的发展并未遵循直线进化的逻辑，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也不会“随着主义的解决而解决”，或者说不会随着政权的尘埃落定而迎刃而解，“调和型自由主义”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并没有随着胜王败寇的历史叙事而烟消云散，今天的中国，也许正在不自觉地走向这种“调和的智慧”。“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在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谁又能够在世间喧嚣中让自己安静下来，读上几本书，与这些已经载入“点鬼簿”的思想者作跨越历史时空的深度交流呢？谁又能够在长久的安定、慵懒中给自己注入一些前进的动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慢慢趋进呢？上学期间的作品未免青涩，但我始终认为，管窥蠡测聊胜于村妪说鬼，权且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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