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历史意识研究

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古往今来彼此涵摄、相互融通的整体，一个发端于过去、展开于现在、又指向未来的人类全部生活的场域，那么，历史和文学就在显现人的生活这点上实现了相容与共通。历史和文学二者都关乎人文，都是对人类生活和经验的叙写。历史由人来创造，社会形态之兴替、文明之发展、时代之进步，无不以人为根本。文学艺术是人自由自觉的精神性的生活活动，文学不仅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文学的创造和欣赏中，人实现

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古往今来彼此涵摄、相互融通的整体，一个发端于过去、展开于现在、又指向未来的人类全部生活的场域，那么，历史和文学就在显现人的生活这点上实现了相容与共通。历史和文学二者都关乎人文，都是对人类生活和经验的叙写。历史由人来创造，社会形态之兴替、文明之发展、时代之进步，无不以人为根本。文学艺术是人自由自觉的精神性的生活活动，文学不仅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文学的创造和欣赏中，人实现了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学即人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学性质的一个基本界定。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皆与“人”息息相关，它们都深切关注“历史的人”和“人的历史”。无论现今的人们对历史是正说、反说还是戏说，也不管是尊崇、挑衅还是解构，历史依然在场，非历史或反历史之后，必然是历史化的再次回归。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历史不仅是考察的对象，而且可以成为我们探究文学问题的有益视角和重要参照。悠久的华夏文明与同样悠久、深厚的史学传统，使得中国的小说和历史数千年来一直“亲密接触”、深情缠绕。史书的著述宗旨、结构体例和叙述方式等，曾为早期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直接的范式；自古以来，历史传说、古代神话和史诗以及历史上曾有的人物和事件等，一直是小说经久不衰的表现题材。古代和近代自不必赘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历史剧的兴盛，人所共睹。新时期文学肇始于展示曾经苦难的伤痕文学，从痛定思痛（反思文学）到寻根溯源（寻根文学），再到放逐意义和消解历史的众神狂欢（新历史文学），历史始终穿行其中，成为文学不愿割舍的造梦工厂。文学创作（尤其是历史小说、历史影视剧、历史散文和诗歌）的繁荣和“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且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推到了文艺理论批评的前台。尤其是创作中出现的新潮流、新现象和新问题又对文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文学理论理当热切关注文学的实践活动，垂听文学的要求与呼声，并对新现象、新问题作出有效应答。临近20世纪末的十几年间，西方的种种思潮、流派、理论和方法继“五四”之后，再次强力入境，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生代作家和新潮理论家。“先锋派”、“新写实”、“新历史主义”和女性写作等，使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绚丽多彩、无比喧腾。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尤其声势浩大、气象壮观，是中国当代文坛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的文学、现实和大众产生了诸多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小说家大胆质疑并解构传统叙事的宏大性和崇高性，将家庭、宗族、村社中的芸芸众生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叙写了主流历史之外边缘缝隙处的野史逸闻、家族往事和民俗传说等，极力表达人个体的现实生存感觉和体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涌现，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叙事模式、话语风格、历史意识等方面给当时的文学和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和变革。但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反思，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予以全面、中肯的阐述。尽管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有时会成为社会和人现代化进程中的负累，但就整体而言，历史无疑是养育人类生命的厚土，是人类发展和创造时必不可少的前提与基础，也是社会得以不断前行的力的源泉。作家们以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给历史祛魅，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性。但是把历史琐碎化、个人化甚至欲望化之后，历史就像雨像雾又像风，变成了扑朔迷离的虚无。历史的意义被掏挖一空后，人岂不成了无根的浮萍？许多历史主义小说经由影视渠道走向大众，影响广泛，令人担忧的是，在作家或叙述人悬置评价、中止判断之后，大众看到的是他们对死亡、暴力、性爱（欲）及祖宗秘史肆无忌惮、无所不可的玩赏与展示。历史留存着人类或民族共同的记忆，有关历史的记述，是保存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形成并强化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历史成为人言言殊的话语场，当古装下包裹着现代欲念的“历史人物”充斥荧屏时，我不禁要问：“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历史？”“用什么样的历史教育你，我的孩子？”“那些戏说历史的作品则无非是借历史为由头来倾泻现实的欲望。皇帝可以微服私访，云游各地，成为用至高权力打抱不平的侠客，也可以成为江湖社会的秘密首领，皇宫可以是风花雪月的温柔之乡，也可以是‘有一点叛逆，还有一点疯狂’的民间格格‘大闹天宫’的场所……人们的一切欲望，都可借着历史的力量在虚幻的图像中实现，如得到皇上亲自赏赐的公正，成为皇上的顽皮娇女，做笑傲江湖的大侠，等等；在‘戏说’中，历史成了一种玩具，像变形金刚一样可以任意改造，如积木一样能够随意‘违章搭建’，而历史本来如何，是完全无所谓的，最大的目标，无非是让大家开心。”骆冬青：《形而放学：美学新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恰恰是在一些历史小说和历史影视剧中，拆解了历史信仰，放逐了历史意义，从而彻底远离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当然，我并不是要提倡文学回到一元化的宏大叙事时代，而是反对一些所谓的新潮文学以历史之名做欲望和话语的游戏，将诗意淡薄的消费时代的人们引向低俗、颓废乃至堕落。市场经济时代让人们享有了现代化的生活，重实尚利却使得人们淡漠了对彼岸理想、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文学褪去了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神圣光华，靠皮肤思考，用身体写作毋宁说是为追求卖点的商业化炒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大批大话和戏说文化经典的制作。蒙娜丽莎的画像被当作招徕生意的广告牌飘摇在车来人往的闹市。如今的明星但凡被侵犯肖像权，定是依理不饶，诉诸法律，而谁替淋漓俗世风雨的《蒙娜丽莎》去讨说法？！林长治的《Q版语文》荒诞离奇，对传统的经典名篇公然嘲弄和消解。《背影》中父亲唱的是青春偶像周杰伦的流行曲；《荷塘月色》里的“我”，希望在荷塘能看见MM洗澡。司马光砸缸后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八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电视剧《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身边也有红袖添香，在由小说《西游记》改编的影视剧中，我们已找不到悟空和八戒等人原来的模样。电影《情癫大圣》讲的是唐僧成圣之前所经历的浪漫人妖恋，情节离奇，造型怪诞，且不论这唐僧之恋是否成立，竟有外星人和扮成蜘蛛侠模样的唐僧大战的场面，匪夷所思。“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一部嬉笑打闹的《大话西游》，除了留下这段让谈情说爱的男女心动的台词和同样的搞笑、煽情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以猪八戒为主角的电视连续剧，是一部接一部地拍摄和播放，至于猪八戒何以“春光灿烂”，“福星高照”，“喜气洋洋”，我们从生编乱造的剧情中无法得知。总之，以《大话西游》为典型的影视剧，对民族文学圣典的解构，可谓登峰造极，滑稽透顶！陶东风指出：“‘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在‘大话’文艺中，经典不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相反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变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便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经典的）消费者。”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经由反讽、戏拟、隐喻和夸张等方式，经典公然被大胆地篡改、解构和颠覆，于是传统经典在现今的人眼里成为可以一笑置之的对象，或者即时消费的快餐。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压路机”参见[加]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浩浩荡荡辗向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摧毁了传统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大话文艺的出现，实质上是消费社会出于经济驱动而对文艺经典进行的商业化扩张。2010年9月新学期伊始，鲁迅作品从中学教材里撤销的消息引发了全民热议。10月12日，《收获》杂志社副编审、作家叶开连续发表《上海小学语文教材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剽窃篡改作家王安忆的文章》、《小学语文教材篡改巴金名作》等文章，指责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篡改、剽窃、不尊重原文作者等问题。早在2009年年初，一个由郭初阳、蔡朝阳、吕栋等17名浙江省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就写成了一份二十多万字的课题报告。该研究团体编著的报告《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也于2010年9月出版，指责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关于中小学教材问题、关于文学经典的热议再次掀起。文学经典或被篡改，或被撤出，使得真正的经典淡出语文课堂，势必导致传统流失、文化断层，对我国的文化传承及人才培养危害极大。这些问题带给我深深的忧虑，也直接触发了我重新审视和探究小说与历史关系的学术冲动。在一个质疑普遍价值、沉迷日常琐屑、高举欲望旗帜而丧失历史感的年代，我深切感到重提历史话题，并呼唤文学历史意识的必要和紧迫。中西小说从其最初的发生起源来看，皆与历史密切相关。不仅中国的史传直接孕育了小说，历史也是促成西方小说文体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发展至今，小说对历史依然青睐有加。历史对于小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历史”作为一种“精神”、“意识”灌注在小说中，从而实现了与小说的深度契合和内在融通。就目前研究现状的总体而言，无论是探讨小说起源、史传文学传统，还是研究传统的历史文学及新历史主义的作家作品，对小说和历史关系的探究都体现出静止、孤立和片断的特点，缺乏在开阔的视野中对二者关系动态、宏观的整体研究。直接论述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多见于古代小说研究中对史传与小说，神话、史诗与小说关系等问题的考察。现当代小说研究，大多侧重于对特定时期或个别作家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具体的解读，探讨小说的历史反映问题，对小说和历史关系中的某些阶段或特性有所涉及，而且停留在静止的作家作品分析层面，较少在小说文种的整体集合中对小说和历史关系发展状态进行观照和把握。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采取社会学和文艺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局限于在社会学、文学、美学的视域中研究小说。本书将“历史”引进作为小说研究的有益视角和重要参照，并广泛吸取历史学、哲学、历史诗学和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探索体现出视野开阔、方法多元的特点。目前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于特定作家或具体作品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感），不少论文、论著多有探讨，但是关于历史和历史意识的认识理解往往较为褊狭，因此，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历史题材的文学。本书首先厘定“历史”、“历史意识”的基本内涵，以此为前提深入阐释中外小说中历史意识的丰富内蕴和具体构成，力图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对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小说历史意识问题探本溯源，进行宏观而系统的理论探讨。历史意识可以跃动在任何题材的小说中，而且历史意识是构成小说经典的关键因素。历史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的人类生命与生活的全部。因此，历史意识作为人观照历史与生活、探索人生和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其意义在于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回溯过去、探察现实和筹划未来的宏阔视阈。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就要求将历史看作不断流动的开放体，能够敏锐发现和把握叙述对象在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并由此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运动规律。这其中也包括了探索历史中的人的观念、精神发展的历程，表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动性。历史意识在小说家及其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开放的时空跨越意识；历史的悲情书写；人的探求和超越精神；叩问自我的反思意识。有人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概括为启蒙文学、政治文学和消解性文学三个阶段，其中消解性文学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先锋派作家采取了一种新的精神姿态和立场，对一切已经“体制化”、权威化、公众认同的文化进行反叛，通过文学形式和语言的大胆试验，逃离了政治功利文学的樊篱，实现了对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背离和颠覆。先锋文学的消解性特征被其后的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全面秉承并极端发展，至今犹有余响。作为人与社会的现代化都未充分实现的民族与国家，我们既需要对阻障现代发展的传统重负进行批判和解构，更需要面向世界挖掘传统文化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潜质。消解绝对不会带来必然的发展，解构之后我们还得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进行价值、理想和意义的重构，以便建设既适应中国现实和民族特性，又契合世界潮流的新世纪文化。本书试图在“历史—文学”历时性演替和共时性关联的视域中，探察历史与历史意识两个概念的内涵和特质，凸显历史和小说之间永无止息的相容互渗和彼此参照的动态关联，从而把握小说这一带有鲜明历史性文类的特质，揭示灌注历史意识的小说所具有的宏大品格和经典性。向时代和作家提出表现历史意识的吁求，是本书潜在的理论企图之一，也是对新世纪文化建设中价值、理想和意义重构的一种理论回应。一家刊物2002年在开设“历史与文艺”专栏时，主持人曾这样说道：“当历史以正说、反说、戏说、虚拟、调侃、魔幻种种审美形态喧闹而汹涌地走进现实时空，走进亿万人家，强劲地干预着今天和明天而成为世纪之交的一大人文景观，当传统与新潮、守成与变革、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展开全方位、高速度的文明碰撞、对话、衔接、融合而关乎国运，关乎民族复兴，我们感到人文荟萃的高等学府应该敞开大门，接受时代的命题，作出理性的回答。”汤大民、骆冬青：《主持人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我也希望通过自己对小说历史意识论题的研究，能够对这一时代命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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