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从本草到中药：中国传统本草知识的近代转型

清末民初，历史悠久的“传统医药行业与知识体系”步入了一个千年未有的新境遇。伴随着兴起于近代西方、完全异质之另一种医学知识与药物引入与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执其为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因而有了中医与西医之分、中药与西药之名。西医西药，不仅在营业上成为中医药强劲的对手，而且挟近代文明之势、借科学之力，对中医药存在的基础构成了挑战。向来对巫医、顶香看病嗤之以鼻的儒医们愕然发现当初的指责竟然被加于自身，于是奋起反击。在此背景下，中西医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加之政府的参与，矛盾数度激化。尽管医学理论的争辩达到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程度，但对于中药本身的价值，双方却存在某些共识。西医普遍承认沿用千年的中药在经验上相当有价值，但是应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之；即便是激进的中医废除论者也往往主张对中医可以“废医存药”或“废医验药”。而中医界不仅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中药的效果，以图与西医一较短长；且积极进取，从一些方面努力改良自身。势不两立的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中药改良这一论题上居然取得了某些共识，并分别付诸行动，做了不少的工作。

考察近代的中西医关系和医药观念流变，从中药入手，或者可以得到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医学理念之争，双方往往自说自话，且多意气用事之语，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交锋，而在中药问题上，双方反而能不时就同一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互动。通过对双方相关言论及行动的考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双方的立场与影响。不仅于此，药作为治疗疾病最重要的工具、作为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作为思想文化的一种载体，将医生、病人、政府及社会联系在一起。因而通过对它的考察，触类旁求，可以往来出入于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获得更为广阔的论说空间。

正因如此，与中药改良相关的种种思想及行动所包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一方面面对西方科学的强势地位，中医药界的精英人士需要对原有的知识、信条进行改进、再解读以求应对新形势，更何况“西方的观念和做法与当地的治疗存在互动，后者自身也在变化之中”。这种再解读与改进的过程，复杂多变而又饶有趣味，非常值得探求，虽然其中有不少内容若以今日的“科学”视角视之，纯属荒诞的比附，但在当时从主客观两方面看来皆属严肃的努力。另一方面，除了改造旧知识，中药改良还是一个吸收改造新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复杂程度更甚。传统社会往往对西方医学“抱持着分歧、矛盾以及选择性利用的多样态度”，因此要厘清中医界、西医界、中药生产者等各群体在中药改良这一大的框架上各自的动机和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才能理解他们在对中药进行改良的时候所选择的不同路径和引入的不同知识手段。

此外，中药改良作为一个内容多样、因时有变的概念，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既涉及跨文化交流的科学传播问题，比如所谓“中药（汉药）科学研究”早期其实是由日本学者发扬光大的，中国早期从事中药科学研究的那批学者大多受其影响；也涉及政治与科学的互动，尤其突出的是国货运动时期中药研究及生产的借势。

通过不同群体的努力，中国旧有的本草学知识系统以及药物观念与外来的新知识冲突、交融，从形式到内容上都给中药学（本草学）以及中药本身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新旧杂陈、风格多样的观点、著作；呈现出“新瓶旧酒”或“旧瓶新酒”的多彩局面。例如，很多在内容、形式上更接近传统本草格局的著作，时髦地冠上了“药物学”“药学词典”之名，而受过新式科学训练之赵燏黄所编的生药学，却反而是以“现代本草”为名。

因而，中药改良这一概念虽然笼统，却是一个恰当的象征，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医药界处于中西新旧之间，是如何在外来的“科学”与民族的“国粹”之间呐喊与彷徨、奋斗与妥协。

内容简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本草之学与西医药等外来新知识冲突、交融，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不小的变化，涌现出一系列新旧杂陈、风格多样的观点、著作，开始向现代中药学转变。本书围绕这一知识转型问题，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考察转型过程中相关各方的文化立场、利益之争与权力博弈，由此分析传统知识体系的“变”与“不变”，以及背后的学科发展逻辑和社会文化因素。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了这些变化的具体内容：生药学（包括药用植物学）对中药基原辨正工作的影响；药化学及药理学研究背景下中医对中药药效之理的探索；中医师及中药生产者在西药影响下对中药剂型及生产工艺所做的改良。

作者简介王传超，1981年生，山东菏泽人，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及科技人物研究，着重关注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知识、传统社会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进而考察科学文化的内在实质及其在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