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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出版史

2016-12-19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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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杨艺馨 发自上海

“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有的比我们自己人的书更耐读。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比我读到的中国人编写的中国史好得多,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家杨争光在回顾自己30年阅读史时说。
无独有偶,和他有同样感受的有雷颐、吴晓波、秦朔等学者,借助费正清的眼睛,他们反而认识真实的中国。在30年来的阅读调查中,《剑桥中国史》是中国学者们书架上的必选书。
2010年1月8日,即将面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新书封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成为人文社科书里的亮点。和它摆放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修订出版的《剑桥中国史》11卷本。

中国通史需要改写

“《剑桥中国史》是我们出版社的镇宅之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高品质的人文社科图书。“胡乔木当时说,‘如果有哪本优秀著作他们不出,你们可以弹劾我’。”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回忆说。
1980年,社科院历史所把《剑桥中国史》列入出版对象。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出国外的图书不用征得作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也不用支付版税。1985年2月,《剑桥中国晚清史》按照当时的惯例出版了,立刻在学术界引发了反响,第一版很快卖光了。
王俊义觉得《剑桥中国史》给中国学者带来一种新的视角。“中国史学家学术研究受政治干预多,用机械唯物主义观念写历史,总是先写农民运动,文字也比较干巴,可读性不强。胡绳的近代史用三大高潮把历史简单化了。”
王俊义记得当时季羡林说过一句话,“过去的中国通史都需要重新改写,那是在极左思潮下适应当时政治的产物。”在王俊义看来,《剑桥中国史》很不同,比如对隋炀帝相当肯定,开运河,发展经济,多才多艺,会画画写诗。“我们的历史不可能开一章节写女性、家庭,它却进入社会深层,展示宫廷妇女和民间妇女的历史画面,有很多细节。史景迁受后现代影响,用文学方法写历史,更生动。”
1985年4月,《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版上市。当时的思想氛围比较开放,《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正文和插图中很多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和国内不同的说法,均采用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同意这些提法。”不放心的编辑还在当时的出版前言里声明道。
虽然书卖得很好,但相隔很久才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原因是翻译者认为难度大、稿费低,积极性不高,直到当时总编辑郑文林开会向译者宣布提高稿费,翻译进度才加快了。1990年12月,《剑桥中国隋唐史》出版;1992年2月出版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和《剑桥中国秦汉史》,8月出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8年7月出版《剑桥中华民国史》,8月出版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等。
《剑桥中国史》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当时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这套书的订货码洋竟然占到了出版社年订货码洋的一半。
看着书卖得好,别的出版社也动了心思。1992年,当中国社科出版社正准备出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上海某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上市销售了。这等于是抢了社科出版社的先机。不过,社科版的该书随后也得以上市。
王俊义当时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终审。“这本书从1966年写到1982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删节。”
到出版《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时候,中国参加了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国家版权局下达了一个通知,过去各出版社出版的翻译著作只能“自动”保护到1997年,以后再出版或再卖翻译书,一定要取得该书的原著作权。
当社科出版社找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能够购买中文出版权时,不料剑桥已经将中文版权卖给了台湾南天出版社。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社科出版社最终拿着政府下发的批文,以5%的版税拿下了《剑桥中国史》系列图书中文简体字的出版权。“我那年去台湾开清代经学的研讨会,冒险带了十来万美元,要给南天的老板魏德文,那是几个版的版税。我带着生怕丢了,到了就赶紧约他。”王俊义回忆说。
2003年,中国社科出版社推出了11卷本新版《剑桥中国史》,在对内容进行修订的同时,还对图书的整体包装进行了统一风格的设计。2007年,《剑桥中国明史》下卷出版,2010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即将出版。

中国出版与剑桥同步

费正清和崔瑞德是1966年开始策划《剑桥中国史》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发展成一个编写长达近50年的计划,更没有料到,这套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中国史居然会在中国出版。
“我从未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崔瑞德回忆说,1966年,他和费正清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建议,编写4卷本的《剑桥中国史》,对用西方语言撰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做一个总结,以满足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迫切需要。
在《剑桥中国史》出现前,西方只有两部中国通史。一部是23卷本的法文版《中国通史》,作者是法国耶稣会神父约瑟夫•德•毛利斯•德•麦拉于1731年在北京完成的。第二部中国通史是德国人奥托•博兰克根据朱熹《通鉴纲目》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翻译、编写的5卷本《中华帝国史》,这两本书差不多写到元代就结束了。其他的就只有薄薄的《中国简史》了。
在崔瑞德的时代,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当时,欧美只有25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除了哈佛的燕京学社外,西方大学里甚至没有专门的中国研究中心。直到二战爆发、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和美国才开始制定大规模的培养计划,挑选一批素质好的年轻人学习中文,并开始设置专门的中国研究课程。这个计划在英国大学里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国研究者。因为1949年后中国的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去台湾、东京等地去学习中文。
经过长达两年的等待,196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体同意崔瑞德和费正清的建议书,并且指定让他们二人担任总编辑。而到这个时候,崔瑞德的野心发生了变化,他们准备编写6卷本的中国通史。费正清负责19、20世纪的中国史的后两卷,崔瑞德负责1800年的前4卷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一致认为,筹划中的《剑桥中国史》必须经过编审,各部分之间在读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我们不要求具体章节的编写者接受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立场。”在崔瑞德的回忆中,为找到最合适的撰写人,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邀请天南地北的撰稿候选人参加,在剑桥大学举办《剑桥中国史》的专门会议,审读提交的论文,并选出最合适的撰稿人。
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电话,分散在欧洲、亚洲、美洲的撰写者们各自为政,因为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最终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全书的编写。崔瑞德又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编辑校订,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隋唐史》才正式出版。
这十年里,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里。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动,他们准备邀请的中国学者在运动中都没了音讯。“我们根本不能与他们联系,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使他们身陷囹圄。”最终,早期的《剑桥中国史》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撰写,以西方学者为主,吸收了黄仁宇、余英时等华裔学者。
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清史》出版后,崔瑞德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剑桥中国明史》筹备会,中国大陆的学者才得以参加这个筹备会议。但此时崔瑞德和费正清才发现,大陆学者们对西方的汉学研究进展“一无所知,他们的最优秀的著作大都完成于1940年前后”。
随着中国在20世纪考古方面的发现,大量的文物出土,改变了崔瑞德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认识完全改观,新发现的器物、文献使得研究资料成倍增加,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和考古一线专家的交流,我们能够精确知道各地博物馆里年代不详的中国文物的年代,这一切在西方掀起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
和改革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剑桥中国史”在编撰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中国学者参与丛书的策划,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被邀请到丛书的选题策划会上建言献策。“其实,在费正清心目中,觉得中国历史哪能只从秦汉开始呢,应该有一本《剑桥中国先秦史》,结果是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综述在付印前就变得陈旧过时了。于是,《剑桥中国先秦史》有了后,同样的一批年轻学者又在撰写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王俊义也不知道《剑桥中国史》什么时候能够出齐。
西方的汉学家们的编写计划还在进行当中。继《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后,中国社科出版社下一本将要与剑桥同步出版《剑桥中国宋代史》。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2010.1.28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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