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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甲子纪事

2016-12-19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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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拓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领域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外交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生动画卷:从奉行结盟政策到实行不结盟政策;从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和谐世界”;从强调意识形态到维护国家利益;从“一边倒”、“非敌即友”外交到全方位、不树敌外交……很明显,中国实现了从革命的、民族的外交到发展的、全球性的外交变迁,外交工作越来越稳健、越来越务实、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功。
(一)“中国外交六十年”研究的缘起
中国外交甲子年的发展与变迁历程,无疑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汲取教训、总结成功经验,使得未来的中国外交更为有效、更为精彩。身处中国最大的思想库,我们有责任厕身其间,为这一复杂而有意义的工程奉献片砖只瓦。为此,王逸舟与我在2008年召集一批中青年学者,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以“中国外交六十年”为题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200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本课题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立项。
作为《中国外交六十年》主编,王逸舟以渊博的学识和睿智设计全书框架、指导写作、审读终稿,还参与部分章节的写作。课题组成员经过一年多的研讨、调研与写作,几经易稿,“中国外交六十年”这一重大课题的写作终告完成。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厚爱,将课题的最终成果《中国外交六十年》于国庆六十年之际出版。
(二)《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学术价值
第一,从理论上探索“外交学中国化”的新路径,除了承袭中国外交学的传统研究议题外,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的新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究。这是一种“弥补空白”的有益尝试。第二,从结构上把新中国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置于三个“三十年”的重大参照系下,展现了“历史性变化”的含义,具备大历史的纵深感,是恰当把握新中国外交地位与作用的关键之一。第三,从研究角度看,本书提供的研究路径和思路,均有可能发展成为深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具体方向,是中国外交学界未来阶段理应深化的工作。第四,本书不乏观点和方法的创新,如“民族主义的起落与新中国外交”与“军事外交”都是学界近年来所关注的议题,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新议题。迄今这方面研究成果极其稀少。
(三)《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基本内容
《中国外交六十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也是专门从事外交理论、外交决策和各国外交比较的中青年学者的新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六十年外交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为研究对象,从国际背景、国际参与、军事外交、外交制度演变、国家身份变迁、民族主义的影响、外交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六十年的中国外交。
第一章“走过从前,走向未来”。六十年的中国外交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富有历史教益意义,又极具分析难度的对象。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和走过曲折的道路,当代中国外交逐渐成为全球范围最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止依靠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得到提升,也通过中国外交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得到了大力彰显。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发展也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不断发展、提升的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其间既有宝贵的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份遗产,认真思索它的启示,可以攻玉,可以御敌,可以自我提升,可以贡献他人。
第二章“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是现代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新中国外交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走过了不平凡的六十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流变,离不开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把握。中国领导人善于根据不断变幻的国际风云,适时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使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变革孕育着大机遇和大挑战,昭示着中国外交正在迎来下一个辉煌的六十年。
第三章“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快步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世界也在接纳中国,塑造中国。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不断地调整、磨合和适应,也折射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嬗变和国家利益的再定义。本章着重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或制度的角度,考察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勾勒其变迁轨迹,归纳演变过程的基本特征。
第四章“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与创新”,尝试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诠释与理解中国外交制度的创建、发展及其创新,以历史的视角回顾与审视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进程,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当下中国外交制度的创新提供某些重要的思考或启示,进而为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决策的变迁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背景与组织基础。笔者希望以此能够透视和折射出中国外交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反映出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背景之下中国外交制度的演进。
第五章“新中国军事外交的起源于推进”,以中国军事外交三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特点为线索,对中国军事外交六十年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勾勒与透视。中国军事外交思想萌芽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而成熟于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实践。新中国军事外交大体分为三个时期: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下的军事外交时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军事外交时期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事外交的全面深入推进时期。中国军队以国家核心利益为最高准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循军事外交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宗旨,以军事外交合作和斗争为“革命的两手”,不断开创了军事外交和国家总体外交的新局面,使中国军事外交在新世纪新阶段站在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第六章“民族主义的起落与中国外交”,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底色。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以爱国主义等方式存在于中国政治话语中,呈现出国际体系挑战者的特征,具有较明显的进攻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淡化与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政治与外交中的核心地位,官方的国家民族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了,放弃了体系挑战者的角色,强调自己是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大国,其防守性特征明显。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大众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由于中国社会性力量加速成长、社会力量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大众民族主义呈现出多元性、自主性、网络内外互动、温和与极端话语并存,建设性与破坏性兼具等特征,并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变量。
第七章“身份变化与中国的东南亚外交”,从中国外交身份变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60年的外交,揭示了中国国家身份变迁的轨迹:从带有国际主义国家色彩的民族主义国家、转变为带有地区主义国家色彩的国家。但这并不绝对,在一定时期存在着反复。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国家身份的主要决定因素:领导人的更替固然会导致国家身份的变化,但领导人观念的变化也会导致国家身份的变化。领导人在与国际社会互动时,不同时期、不同人在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地区主义三者中会强调不同因素,中国国家身份因此发生变迁,并导致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的变迁。
第八章“中国外交研究”,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客观地展示这一成长过程,梳理前人探究中国外交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以期有益于当前和今后中国外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树”进而成“林”。六十年来,尽管中国外交研究曾一度遭受重大挫折,但总体而言,发展势头喜人,呈现出“显学”之气象。“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外交研究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色彩,即在政治上必须“正确”。但是,外交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支,要遵循科学研究的创新求实发展规律,要讲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专门性,要形成自身独特的学术品格,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特色。
总之,《中国外交六十年》全面地分析研究了新中国领袖的外交大战略对于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变化的奠基作用、大国外交的战略性对话协作框架对于中国改善周边环境与发挥全球角色的作用、中国“以人为本、外交为本”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外部形象提升的潜在价值、中国军事外交的起源与演化展现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方位的位置、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思潮在中国的起落以及它对于中国外交的现实和潜在影响、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从摩擦到沟通再到合作发现中国外交下的国际组织方略等方面进行多维度探究。我们不敢妄称自己的研究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确有“格物致知”之心,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物格而后知至”,则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二、探索中国外交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五,研究方法的创新。采用“透视法”的研究方法,
《中国外交六十年》研究方法的创新莫过于借用了西方美术传统中的“透视法”一词,用于透视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历史。将中国外交三个“三十年”置于“近景”、“中景”和“远景”三种“景距”之中,从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着眼,对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历史性变化的线索进行透视和扫描。我们只有具备大历史的纵深感,才能恰当地把握新中国外交地位与作用;只有将中国外交置于更加宏观的历史镜头下,才能纠正原先的误判与狭隘,看到新中国外交相对于旧中国的质变、看到新中国外交内部不同时期的跃进。
三种“景距”的划分方式是:“近景”是指1979-2009年,“中景”是指1949-1979年,“远景”是指1919-1949年乃至一百年。
在“远景”中,其历史背景大致分为更广阔的百年“远景”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十年“远景”。在百年“远景”中,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百年历史充满了曲折与变化,也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随着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再到一个强盛起来的世界大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于中国的态度,也相应出现了由看不起和盘剥指使、到敌视对峙和封锁裁制、直至对话利用、协调合作、对话施压等多重复杂手段并举的巨大变化。1919~1949年这三十年的“远景”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的时间距离最近、反差最强烈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并非中国外交的绝对“空白地带”。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延安革命者与美国有关方面的军事交往,还是周恩来指导下的对西方左翼人士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复杂学习过程,直至建国前期中苏在对日作战和收复中国东北问题上的多重协调(及争取工作),都带有“外交”的印记和“国际关系”的雏型,是新中国外交的准备适应阶段,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前史”。看待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方位,不能脱离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思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三十年的“中景”中,我们将这一历史背景中的中国外交称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比起解放前蒋介石政权的状况,在对外关系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国家亦不再是任人宰割和欺辱的对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也有一些值得回忆和推崇的重大战略举措和创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缔造、中美交往大门的开启、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等)。然而,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尤其是国际冷战大格局以及“继续革命”的内部逻辑,建国前三十年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对峙、令人备感压力的状态,中国一直处于国际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造反者”形象大于“建设者”作用。
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历史航程的“近景”中,我们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外交历史称为“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外关系”。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中国也逐渐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以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为国内重心的指导方针,同时带动了对外关系和整个国际战略的调整变化。中国经济从一个濒临崩溃、缺少活力的状态,转变成一个充满生机、增长迅猛的形态;中国多数民众摆脱了长期困扰他们的贫困落后生活局面,朝着小康水平的方向迈进,并且在此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个人的自主性和法权意识;中国外交从文革前后一个相对被动和矛盾的状态,变成了沉稳坚定,目标明确,越来越有想象力和大国气势的新兴外交。不论磨合过程出现了多少新的问题与矛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总体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向大步迈进。中国与当代国际体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中国的进步构成当代国际进步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中国外交六十年》通过“透视法”中的三种“景距”,分析三个时期中外关系的不同变化,研究它们之间的递进与校正,关注彼此间的异同,检测外交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进步。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外交与内政始终紧密相连联,中国外交的各种问题与主要成就,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大格局的变动,它更是国内政治、指导方针和总体局面的直接延续。中国对自身的设计及塑造方式,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应对。中国本身的进步,直接影响着中外关系的发展演化。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线索观察,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持乐观态度。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我们通过“透视法”就是以变化的视角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在看到中国外交“近景”取得巨大成就而沾沾自喜的同时,还要理性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更需要认识并理解正在淡化的“中景”和广阔的“远景”所传递的信息,并使之服务于未来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三、《中国外交研究丛书》的主要内容及特色

随着“中国外交六十年”重大课题研究的深入,作为课题主持人王逸舟和我都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波澜壮阔、有声有色的当代中国外交,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全面深入的学术探究;在若干领域,中国学者的工作甚至落在某些外国同行的后面。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与前瞻性探索,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唱响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因此,在今年国庆节前夕出版《中国外交六十年》这本学术专著后,我们商定在今后一两年内主编、出版“中国外交研究丛书”,计划推出十余本有关中国外交的学术专著,并将已经出版的《中国外交新高地》(王逸舟撰写)和《中国外交六十年》(王逸舟、谭秀英主编)纳入其中。此计划一经提出即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的鼎力支持。迄今,我们已经组织国内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撰写学术专著,第一批丛书(五本专著)有望2010年新年之际问世:
李东燕等著:《中国大学生安全观调查——解读中国外交与安全》;
李开盛著:《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
王军著:《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薛力等著:《中国的能源外交与国际能源合作(1949-2009)》;
赵远良、主父笑飞主编:《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战略新思维》。
以往中国外交学界的研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领袖外交方略和重大外交事件的分析;二是对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及大国博弈过程的讨论。理论研究是与外交实践进程相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新中国六十年的外交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前三十年的外交基本上局限在“高政治”领域,多半是围绕战争与和平、重要国家的关系调整和主要领导人的“大手笔”推动;后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和推进,中国外交在保持传统优势和目标的前提下,公众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交工作有了更多的使命、动力和目标,呈现多元、多样的“树状”形态,在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政治与经济、军事安全、社会文化、体育及贸易往来、地方与中央关系、民族区域特色等——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不夸张地讲,新中国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外交史卷的壮观与多彩,不只在中国自身历史上少有,即便从世界史范围观察也不多见。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中国外交研究丛书》是一种“弥补空白”的尝试,是中国学者自己而非外人对“自家事务”的理论述说。对此,我们充满了期待与冀望。
学界一定会对《中国外交研究丛书》的内容与方法给予关注,我们认为外交研究可以是兴趣使然,演绎成纯粹的学理辨析;它也能够指向未来,提供下一步进程的某些前瞻性线索。对于今天的中国外交研究者,两方面需求或许都有必要。比如,我们需要在理论上争论“外交”、“外事”、“大外交”、“总体外交”以及“民间外交”、“经贸外交”、“军事外交”等概念的定义,看看核心是否坚实不变,外壳又怎样衍变消融,外交学术和外交教学需要哪些相应的充实与变更。同时,我们也需要“厚今薄古”的态度,需要指出外交工作存在的盲区与问题,需要鼓励外交制度变革的趋势,需要防范极“左”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冲击。
从书目中读者不难发现,《中国外交研究丛书》作者群注重的是过去很少被提到或不太被学界重视的那些方面和问题,如国家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军事外交,新媒体的出现对外交决策的潜移默化影响,外交工作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大学生安全观念折射的当代中国外交之社会基础,非传统安全命题对于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冲击,外交认同的复杂化与多样性,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外交与安全问题,中国外交的国内因素,等等。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方面和问题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构成新时期中国外交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挑战或突破口,对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外交实践的开拓将发挥积极意义。

四、丛书主编感言

作为《中国外交研究丛书》主编,王逸舟以渊博的学识和睿智设计全书框架、指导写作、审读终稿,而且还参与部分章节的写作。我要对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我们在策划丛书选题、选择作者、确定出版社的过程中,感触良多。首先要感谢丛书作者。这些作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几乎都有博士学位),熟悉国内外的学术前沿和研究进展,在本研究领域已崭露头角。虽然他们均已过而立之年,且有的迈入不惑之年,但是他们拥有拳拳爱国之心,在学术研究之路上有闯劲、有批评精神,勇于探索。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和研究单位,作者们彼此相互熟悉和常有交流,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参加过共同的研究项目和学术活动,他们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实力上佳的学术团队。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每每为他们的爱国之深切、治学之严谨、研究之热忱、敬业之执著、合作之精诚而感动。这些优良品质促使他们精诚合作,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准时交出令人满意的充满集体智慧的“答卷”。
其次,感谢温冰、秦亚青、周启朋、朱立群、张历历、李开盛、袁正清、薛力等同志对本书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正是这些批评与建议使本书对历史的描述更加准确,减少谬误。
再次,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曹宏举诸位领导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极大支持,感谢冯斌编审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作为同行,我深为冯斌深厚的专业知识素养、扎实的文字功底、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深究取证的精神所折服。
最后,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在研究经费方面给予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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