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古希腊哲学曾被划分为三个学科：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这种划分完全适合主题的本性，人们对此能够加以改进的也许只是对这种划分原则的补充，以便确保这种划分的彻底性，同时正确地界定其必要的细分。全部理性知识，或者是质料的，与某一对象相关；或者是形式的，仅仅涉及知性的形式和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则，而与对象之间的差别无关。形式的哲学称为逻辑学，而质料的哲学按照其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对象所服从的规律，本身又划分为两个部分。这是因为这些规律或者是自然的规律，或者是自由的规律。关于自然的规律的科学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的规律的科学称为伦理学。物理学也叫做自然论，伦理学也叫做道德论。逻辑学不能有经验的部分——所谓经验的部分，思维的普遍而必然的规律要依靠来自经验的根据。因为如若逻辑学有经验的部分，那么它就不会是逻辑的，即它不会是这样一个知性或理性的准则，对一切思维有效并必然得到证明。但与此相反，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都能有它们各自的经验部分。自然哲学必然如此，因为它必须给作为经验对象的自然规定规律，而道德哲学则必须给受自然影响的人类意志规定规律。自然规律是万物依此而产生的规律；道德规律是万物依此而应该产生的规律，它们却也兼顾那些万物应当产生却又往往没有产生的条件。就全部以经验为根据的哲学而言，都可称之为经验哲学；而对完全以先天原则为根据来展现其理论的哲学而言，可称之为纯粹哲学。当纯粹哲学仅仅是形式时，它即是逻辑学；当被限定于知性的特定对象上时，它就是形而上学。依照这种分类法，就产生了两种形而上学的观念——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因此，物理学就既有一个经验的部分又有一个理性的部分，伦理学也同样如此。就伦理学而言，经验的部分可以比较明确地称为实践人类学；理性的部分称为道德学更为恰当。一切行业，手工和技艺皆因劳动分工而受益，因为当一个人不再包揽一切，而是只限于做那些因职业要求而在操作上不同于所有其他工作的专门工作时，他才能做得更圆满、更熟练。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作上没有差别和区分，每一个人都是万事通，这些行业就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中。这里也许就有问题值得考虑了，那就是：纯粹哲学的每一个部分是否不需要有人专门为之贡献；为了整个学术事业的利益，对那些为了迎合公众趣味，而习惯于把经验和理性以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各种比例混杂起来的人，以及那些自称为独立思想家（却把那些专心致力于理性部分的人称为空谈者）的人，发出警告是否不会更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在同一时间做这两项工作，这两项工作所要求的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因为对这样的两项工作来说，每一项也许都需要有专门的才能，而把两项才能结合到一个人身上，则只会使其成为一个笨拙而低劣的工作者。这里我要问的只是学问的本性是否不需要谨慎地区分经验的部分和理性的部分，并把自然形而上学置于现实的（经验的）物理学之前，把道德形而上学置于实践人类学之前。这两种先天科学必须谨慎地涤除一切经验的东西，以使我们能够知道在每一门先天科学中，纯粹理性能够完成多少内容，纯粹理性从什么来源中形成了它的先天学说；并弄清楚道德形而上学的研究是由所有的道德学家（它的队伍庞大）来从事的还只是由那些受到道德形而上学感召的人来从事的。因为在这里我的意图只是探讨道德哲学，所以我把所要提出的问题仅限于此：是否特别有必要建构一个纯粹的道德哲学，一个与可能只是经验的并因此属于人类学的所有东西完全无关的道德哲学？从普通的责任观念和道德规律来看，必定有这样一门哲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如果一个规律要适用于道德，即成为义务的一个根据，那么它必定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每个人也必须承认，“你不应该说谎”这条诫律，并不只对人类有效，就好像其他的理性存在者不必遵守它似的，一切其他真正所谓的道德规律也都同样如此；每个人也都必须承认：义务的根据必定不能在人类的本性中或他所处的环境中去寻找，而只能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同时，任何其他单纯以经验原则为基础的规范，甚至这一规范具有某些方面的普遍性，只要它基于哪怕一点点的经验基础（也许仅仅与所涉及的动机有关），它都只会被称作实践的规则，而绝不会被叫做道德规律。因此，不但道德规律及其原则本质上不同于任何含有经验成分的实践知识，而且全部道德哲学都完全以其纯粹部分为基础。当应用于人的时候，它一点也不借用关于人的知识（人类学），而是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存在，并赋予其先验的规律。毫无疑问，这些先验规律需要通过经验把判断力磨练的更加敏锐，以便一方面能够决断这些规律应用的场合，另一方面则是创造条件使这些规律易于为人们的意志所接受，并对他们的实践产生影响。由于人受到如此多的偏好的影响，以至于他虽然能有一个实践的纯粹理性的理念，却不能轻易地使这一理念在他的生活中具体地产生效用。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仅是因为出于思辨的动机，去研究那些存在于我们的理性之中的先验实践原则的根源，而且因为一旦缺乏正确评判所需要的指导和最高标准，道德自身就易于遭受各式各样的败坏。因为对于要在道德上成为善的事情来说，仅仅符合道德规律还不够充分；它还必须是为了道德规律的缘故而做出的。如若不然，那种符合就仅仅是偶然的，而且很不可靠。因为，从非道德的根据，确实会产生一些合乎道德规律的行为，但更经常产生的却是违背道德规律的行为。并且，除了在纯粹哲学领域，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种纯粹而又真正的（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道德规律；因此，形而上学就必定是个出发点，没有形而上学，也就不会有任何道德哲学可言。那些把纯粹原则和经验原则混杂在一起的学说，不配称为哲学，因为哲学和普通理性知识的区别，正在于哲学在特别的学科中阐明了普通理性知识所含糊地理解的东西。它更不足以承当道德哲学之名，因为这种混杂，既破坏了道德自身的纯粹性，也违背了道德自身的目的。不过，不要以为这里所要求的，在沃尔夫著名的道德哲学即他所谓的普适的实践哲学的导论里已经有了，就因此认为我们这里要开辟的就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了。正是因为他的道德哲学要成为普适的实践哲学，所以它并不考虑任何像这样一类不受一切经验动机影响而完全由纯粹原则决定的特种意志；总而言之，它不探讨任何被称为纯粹意志的东西，因为它考虑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意欲以及在这种一般意义上属于此种意欲的全部行为和条件。由此看来，沃尔夫的导论不同于道德形而上学，正如一般逻辑学不同于超验哲学一样，一般逻辑学所阐述的是一般思想的活动和规则，而道德形而上学所讨论的则是纯粹思想的特殊活动和规则，也就是其对象完全被先天地认识的思想的活动和规则。因为道德形而上学的本意就是要去考察一个可能的纯粹意志的观念和规则，而不是去研究诸如人的意欲之类的活动和规则，诸如此类的东西大多来自心理学。固然，在一般的实践哲学中也谈论规律和责任（虽然不适合），但这并不能否定我的意见。因为这门学问的作者们在这里仍然固守着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样两种动机是不做区别的：一种是完全先天地仅出自理性的，并在本来意义上就应称为道德的那种动机；一种是通过与经验的比较，而由知性提升到普遍概念层面的经验的动机。而且，他们在考察动机时，无视这些动机来源上的差异，而仅仅涉及它们在数量上的大小（就好像它们是同一种类的动机）；他们依据这种观念勾画出了他们的责任概念，这样的责任概念绝不是道德的，而仅仅是这样一种哲学所能期待的，这种哲学对一切可能的实践概念的根源是否是先天的抑或只是后天的不加裁决。我打算在以后出版一部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而作为准备工作，就把这个《基础》先发表出来。实际上，除了对纯粹的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考察外，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并没有任何别的基础，就好像除了那已经出版了的对纯粹思辨理性的批判性考察外，（自然）形而上学也并无任何其他的基础。但是，首先，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考察并不像对思辨理性的批判性考察那样极端重要，因为在道德事件中，人的理性，即使在最普通的意识中，也很容易达到高度的正确性和完善性，相反，在另一方面，人的理性，在理论的但却是纯粹的使用中，却完全是辩证的。第二，如果我所要求的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考察得以完成，那么依据一共同原则，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一致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归根结底，只能够有一个并且是同一个理性，只不过在应用中必须有所分别。但是要是不引入这种完全不同的考察，同时并不因此而使读者感到困惑，那么我就不能够把这件事做得如此完美。因为这些原因，我使用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样一个题目，而不是《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第三，道德形而上学这个题目虽然吓人，但对于大众化、对于普通知性的接受却颇为相宜，由此，我认为，把对这个基础部分的初步探讨与道德形而上学公开来写是有用的，因为如此一来，就不必把这里不可或缺的细节引入随后内容更为广泛的著作里。然而，当前这部著作主要是找出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仅是如此就已构成一个自身完整的研究任务，并应该保持它与所有其他道德研究的区别。我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探讨，不过，通过这个原则在整个道德体系中的应用，我的结论就会理所当然地得以阐明；并且这个原则处处所展示出来的适用性，会让它得到大量的确证。但是，我必须放弃这种便利，因为这种便利归根结底，与其说是普遍有用，倒不如说是个人喜好。因为一个原则使用上的便利与表面上的适应性，不但不会给它的合理性带来任何的确证，相反还会引起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会阻碍人们对原则本身进行严格的考察和评估，而不必去考虑后果。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我采取了我认为最为合适的方法：首先分析，从普通知识进展到它的最高原则的决定性，然后综合地从对这一原则及其来源的考察返回到原则所适用的普通知识那里去。本书因此可分为以下几章：1.第一章：从道德的普通理性知识过渡到道德的哲学理性知识。2.第二章：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3.第三章：最后，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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