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政治社会学

与公司等“资本”的结合不同，合作社是“人”的结合。因此，社员是合作社的核心基础。与社员的需要相适应，合作社主要承担为社员提供比较经济优势——作为弱者的武器，通过规模经济、节约信息成本、影响市场等实现；作为一种保护性组织——通过改善市场地位和力量或直接联系生产和消费环节等，保护社员免遭垄断、信息不对称、歧视等外部机会主义的伤害；与此同时，合作社还通过提供社员需要的（准）公共物品，通过集体行动克服市场失灵、垄断等行为的不利影响，在客观上又扮演了社会公共角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社通过自我服务，不仅有利于社员，而且有利于社会。为了保障社员需要的实现以及免遭“异化”，合作社采取了“劳动控制资本”的组织原则。“劳动控制资本”在保证合作社“社员导向”的同时，也使合作社的分配性质主要体现为“按劳分配”。不仅如此，“劳动控制资本”还使合作社的产权具有了非排他性（社员联合所有导致）、非稳定性（开放的社员资格导致）、不可分割性、不可交易性的特点，本书把这种产权形态称为“模糊产权”。由于“模糊产权”是“劳动控制资本”的必然结果，而“劳动控制资本”又是合作社的组织基础，因此，合作社的“模糊产权”可以改进，但从本质上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主流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却对合作社的“模糊产权”提出批评，认为这会导致合作社经济的无效率。他们坚持称，合作社要想发展就必须按照产权明晰化的路径进行改革。在对上述制度经济学观点进行清理的基础上，本书一方面提出合作社是一种混合的组织形式，它把市场因素与内部组织因素结合在一起。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把集体经营的优势与独立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按照合作社集体经营与独立经营的结合方式与程度，本书把合作社划分为议价类合作社、营销类合作社、生产类合作社三大类型。并指出，议价类合作社、营销类合作社中的“模糊产权”对于合作社发展并没有实质影响；在生产类合作社，尤其是工人生产合作社中，“模糊产权”的确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本书指出合作社与私人企业在经济效率、社会公平问题上各有其比较优势，不能用孰优孰劣来简单评判。换句话说，单单以经济效率高低的对比来否认合作社制度的合理性是不科学的。故，完全的产权明晰化也是不可取的：一是因为改变了“模糊产权”就等于改变了“合作社性质”；二是因为在一些特殊产业领域，比如农业，合作社可以把规模经济与个体经营的双重优势结合起来，从而比私人企业更有效率。由于合作社能通过利润返还等方式增进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且还扮演着解决“市场失灵”等社会公共角色，所以，政府对合作社进行扶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在对合作社历史发展与当前制度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合作社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五种，即传统模式、国家主义模式、法团主义模式、市场导向模式以及法团主义、市场导向与传统模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从有利于合作社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混合模式”是最优方式。最后，本书的结论是：第一，“劳动控制资本”是合作社的本质所在，也是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合作社的底线标准。第二，合作社的“模糊产权”是“劳动控制资本”的直接结果，也是保证合作社组织行为不致偏离组织目标的必要措施。因此，由“模糊产权”所带来的比较高的组织成本问题只能通过制度调整来削减，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更不能完全改革，否则就不是合作社了。第三，合作社与私人企业在经济效率、社会公平问题上各有其比较优势，不能用孰优孰劣来简单评判。而且在农业等一些特殊的部门，合作社能够做到比私人企业更有效率。因此，经济学主张的“产权明晰化改革”等建议并不能完全解决合作社的发展问题。第四，合作社发展需要多方合力，尤其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合作社自身关系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有两层含义：（1）对于合作社自身而言，发展的前提是要处理好与社员关系、社员之间的关系（机会主义问题、产权问题）、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以及与政府的关系。上述关系处理的优先次序是首先稳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社员导向、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其次是提高经济效率（市场导向、产权调整等），再次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上述问题的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就会导致合作社要么沦为中产阶级的致富工具，要么沦为政府的政策工具。（2）对于政府而言，采取法团主义模式、市场导向模式、传统模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是较为可取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合作社发展的同时，又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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