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

1974年，我以“工人阶级理论队伍骨干”的身份，参加吉林大学哲学系与吉林炭素厂共同组建的《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至今已经快40年。在这些年里，我出版了二十几本书，发表论文200余篇。其实，在我出版的书中，可以称得上代表作的，只有两本。一本是《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201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再一本就是此书。前书讲的是中国哲学在古代发展的情形，可谓是关于“前天”的陈述，本书讲的是中国哲学在近现代发展的情形，可谓是关于“昨天”的陈述。两书皆以“中国哲学”为主语，构成前后相继关系，合在一起，算是我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总体的理解。我觉得，写中国哲学史似乎不应当以朝代更迭的历史自然进程为基本线索，而应当以中国哲学自身的逻辑开展为基本线索。本着这种看法，我没有采用通行的表述模式。我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古代，从公元前5世纪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第二段为近代，从1840年到1919年为止；第三段为现代，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在古代，哲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对于这一段，可以做广义的哲学史陈述。在近代，哲学发展已经超越古代，表现出近代精神，但仍未成为独立学科。对于这一段，可以做专题性的思想史陈述。在现代，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做狭义的哲学史陈述。由于第二段具有过渡的性质，难以独立成书，故而与第三段合在一起讲，书名定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虽然题为《四论》，实则主要是两论：一是我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的看法，二是我关于中国现代哲学的看法。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有本然的哲学史，有写的哲学史，本书显然属于后者。我也努力地贴近本然的哲学史，但因学力不逮，未必如愿。既然是一种写的哲学史，难免有所谓“解释学的偏差”，存在着诸多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十分感谢未谋面的评审专家，由于他们对本书表示肯定，才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使本书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十分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关桐同志，他付出许多辛劳，为本书增色颇多。宋志明2011年记于中国人民大学思灵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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