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

本著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言”，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研究现状及意义、课题的设计思路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观点和创新点等内容。第二章“喀喇沁蒙古族源流及氏族构成”，从不同角度论证“喀喇沁”一词源于职业名称——北魏时期的宫廷宿卫“曷剌真”；“喀喇沁”作为部落和职业名称，主要来自元代的钦察军及哈剌赤户；“喀喇沁”作为独立、统一的部落，形成于明代；在清代，“喀喇沁”为蒙古部落名兼行政区域名称。第三章为“赤峰市喀喇沁旗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社会调查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喀喇沁旗蒙古族人口中，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者的比例不到0.6%。1921—1936年出生的70—8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从蒙古语向蒙古语和汉语双语过渡的时代，时值民国时期；1938—1950年出生的55—68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双语并用时代，时间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1990年出生的17—55岁年龄层次的人属于转用汉语的时代。据推算，再过一代人，即30年左右，喀喇沁旗将不存在实质上使用蒙古族语言文字的人。第四章为“赤峰市宁城县喀喇沁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社会调查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宁城县的蒙古语已进入濒危阶段。在濒危语言（方言）区，家庭是母语激励源，社会是汉语激励源，社区人员的实际语言能力，一般情况下，接近两种语言使用机率的折中值。语言模式转换的一般过程是，首先是双语得到发展，纯蒙古语的使用受抑制，汉语使用逐步扩大；其次是蒙古语从社会交际领域退出，双语使用率下降，汉语使用率稳步上升；最后是完全转用汉语。语言模式转换的速度，城镇快于乡村，子女快于父母，干部快于农民和学生。在濒危语言（方言）区，学校是母语、母文化保护的重要阵地，合并学校时，应分别对待，谨慎处理。第五章为“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社会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人口中蒙古语使用者占全县蒙古族总人口的15.9%，真正的使用者不足10%。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从蒙古语单语过渡到蒙汉双语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至1979年，再从蒙汉双语过渡到汉语单语模式。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在使用上已出现断代，成为濒危土语。第六章为“喀喇沁部的地理分布及人口移动对民族接触和语言接触的影响”。“自然村地名数据库”数据显示：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接触和民族构成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民族接触和民族构成模式是影响语言接触、语言转用过程和进度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汉族人口逐渐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自然村地名数据库”数据还显示，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四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聚落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音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第七章“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双语教育研究”认为，语言文字的使用深受国家制度的约束。特定语言在最大范围内的通行功能和国家政治权力相结合，便产生语言权威，体现在学校语言的选择及其安排顺序、国家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上。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运行机制有密切关系。此外，语言教育同人口比例、分布及其变动，同居民对语言教育的经济支撑能力，以及受教育者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值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第八章为“喀喇沁地区异族通婚对语言使用模式演变的影响”。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异族通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族母亲将汉语带进家庭，并影响子女家庭语言模式。异族通婚家庭语言模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其中工作语言和邻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婚姻观和语言观演变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家庭中有异族通婚或异族通婚史，家庭成员在社会中多用汉语，一般会赞同或包容异族通婚、转用汉语。各种语言模式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实践基础，都表示赞同使用双语，因为它是异族通婚家庭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言语表达策略。第九章为“总结与理论探索”。个案研究总结可以概括为：（一）统一国家的建立和社会职业角色是氏族整合为部落的重要因素。（二）民族接触的程度取决于民族之间的接触方式、地理位置和移民模式。（三）土地所有权随民族间及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命系黄土者才真正守护那份土地。（四）人名、地名的汉化受语言演变和语言转用规律支配。（五）语言使用模式类型及语言转换阶段及速度。喀喇沁地区蒙古族语言使用模式分保持型、转用型、双语型三类。双语型进一步分为蒙古语濒危型、蒙古语衰弱型和蒙古语下滑型。从喀喇沁建旗到21世纪30年代，一共不到400年，前300年，蒙汉语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蒙古语渐渐丧失优势地位，后100年，蒙古语经过蒙古语单语、蒙汉双语，迅速过渡到汉语单语。在整个喀喇沁地区，由于蒙古语的社会使用出现断代，蒙古语的濒危趋势已形成。（六）影响语言转换速度的诸因素。影响语言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是民族接触模式，尤其是居住模式。杂居程度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是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地区蒙汉语言接触实践证明，影响并决定语言使用模式转换的关键因素首先不是使用者绝对人口的多寡，也不是使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是居民社会中不同民族的居住模式和杂居、交往程度。一定人口规模的自然村是语言社会得以形成和保存的最基本的社会形态。语言使用场域是影响语言使用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在喀喇沁地区蒙汉杂居社区，家庭是母语激励源，社会是汉语激励源，社区人员的实际语言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接近两种语言使用率的折中值。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影响语用模式的转换。从语言模式转换的速度看，城镇快于乡村，子女快于父母，干部快于农民和学生。职业对语言使用模式变化有一定影响。在喀喇沁地区蒙古族现时语言中，汉语使用程度最高的是干部，其次是家长，教师最低。家庭语言中的年龄、等级和性别约束随场景发生变化。事实证明，现时语言使用模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家庭语言随社会语言环境而发生变化。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父亲和晚辈语言应用模式上，然后波及祖父母和母亲，逐步向家庭语言渗透。（七）语言转换和文化迁移不等步，语言选择和语言情感评价不一致。（八）语言教育与语言转换。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运行机制有密切关系。语言文字的使用深受国家制度的约束。语言教育同人口比例、分布及其变动，同居民对语言教育的经济支撑能力，以及受教育者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值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本次研究发现，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将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九）异族通婚与语言转换。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章还讨论了有关语言接触现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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