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

最近几年，在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倡导下，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正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也为了加快我国生态经济学人才的培育工作，我们要努力把经济学、生态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尽快地建立起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万里同志在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地提出了要求。他指出：“研究现实问题要有生态经济理论指导，某些专门性的生态经济基本理论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我们对生态经济规律性的认识要逐步提高，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大量的现实生态经济问题，还是进行必要的基本理论研究，生态经济研究工作者都大有用武之地。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要组织起全国这方面的力量，广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万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见1984年4月6日《人民日报》。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这个要求，为我们专业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在近几年中，我有幸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的启导和帮助下，较早地专业从事了生态经济实际问题和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多次在全国性的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论文。我为1982年11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提供的《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论文、为1983年10月在江西玉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生态经济讨论会提供的《论农业生态经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文及为198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提供的《论生态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等论文，就总结了我在研究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阶段成果，阐述了我对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初步看法，这些论文都分别在国内的几家刊物上发表了。我在研究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逐步认识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生态经济效益或经济生态效益问题，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范畴。在这个基础上，我逐步展开了对本学科的研究。我为在南昌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提供的《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论文中曾写道：“以前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比较注意研究各种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效益问题，这是很对的，但却忽略了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同时给经济生态系统带来的生态效益的优劣问题，以致使一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但暂时或表面看来经济效益还不明显的经济活动（如保护和增加植被等）得不到鼓励，而那些损害生态环境质量的经济行为（如工厂向厂外排放大量污染物等）得不到制裁。生态经济学就是要研究改变这种状况的理论根据，即要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上去衡量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利弊，要研究如何以最少的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同时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优的生态效益的问题。”1982年底，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活动准备论文时，我把上述观点展开，写成了一篇题为《用提高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的观点指导经济建设》的论文。该文被收入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编辑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该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关把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生态经济效益方面的理论问题，不仅在生产领域中需要继续认真研究，而且在流通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及经济管理过程中，也都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而要研究这些问题，又不能不对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与生态经济系统（或经济生态系统）、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生态结构与经济结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经济管理与生态环境管理等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作系统的研究。这样，我对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设想就逐步形成。在《经济研究》等杂志发表了一些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我便展开了全书的写作。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上很多学者都围绕着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和经济这五大问题的合理解决，展开了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但目前在国外也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承认，西方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很多理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在西方生态经济学中也确有很多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调。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并总结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我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生态经济学。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光辉著作中，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生态经济论述。本书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经济论述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生态学界和生态经济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力求总结当前国内外生态经济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而逐步展开了对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的。本书是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直接关心和鼓励下写成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许涤新同志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本书的编写大纲，希望努力写好本书，并在今后的实践检验中不断成熟。这对我完成此书的写作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耕今同志、第一副秘书长王松霈同志在审阅本书的编写大纲时，给予了肯定，并对写好本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何乃维同志在审阅本书编写大纲时，具体提出了章节的增减意见，并多次和我一起，对本书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理论难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项启源等同志，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生态经济课题组还作为协作项目，对完成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资助。这些都鼓励和保证了本书写作的顺利进行。山东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同志对于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写作过程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的过程，在本书的写作期间，山东大学经济系、华东石油学院管理工程系、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单位，为我提供了讲台，使我有机会把个人研究生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体会，就教于有关研究人员和广大师生。特别是为山东大学经济系1981级学生开设的生态经济学选修课，使我较系统地讲述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并促使本书的写作能按照高等学校和经济管理干部培训教材的特点进行，力求为教学服务。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德久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山东社会科学院刘淑琪同志参加了本书全部书稿的讨论和修改工作。在此，谨向关心和支持本书写作的所有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奉献给读者的这本《生态经济学》，是一本很不成熟的“初级产品”，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生态经济学又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问题还在探讨之中，因此，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作者1985年4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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