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迹近真实的故事

目标这部孔子的小说，题为《孔夫子：迹近真实的故事》，以中英文同时写作，从三个层次描述孔子：生平经历、心路历程和思想构成。进而展示出为什么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在这个资讯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环球村落之中，能有机会认识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也因而受到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击，本书将以一些现代普适价值来衡量他的思想，看他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在孔子生平经历上，笔者尽可能忠于历史事实；自然，作为小说，不可能没有虚构的故事，但笔者希望别人不能以历史事实来“证明”本书所说的故事是虚构的，虽然明知这是一个虚构的情节。虚构情节的目的是为了特显孔子的人性和他内心所经历的冲击，因而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和他解决的方法。史实是骨架，故事是血肉，希望因此而能描绘出一个接近历史事实而又活生生的孔子来。由于对史实的尊重，笔者投进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构建孔子的生平年份、他的雅言教育、他的伦理哲学思想的发展。本书附录和注释的字数大大超过文本，超过四万字的《附录二、孔子生平议论式年表》可以和小说文本表里互济，对应着来阅读。在心路历程上，由于孔子是从野合之中而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之中的，可是对礼，他却有一种宗教性的狂热，因此他心理上有一种痛苦，一种像原罪那样深沉、那样永恒的痛苦。督促着他在礼教与人格完美的追求上，有死而后已的使命感。他把传统“天命”的观念应用到他自己的身上，也用来教育他的学生，赋予自己以及他的大多数出身贫贱的学生一种自我尊贵的良好感觉，说自己是“道德的贵族（君子）”。同时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说错了话是会有生命的危险的，在生命的早期他三缄其口，在晚年则游刃于罗网和礼教的法矩之间，达到了庄子庖丁礼舞的绝美境界。在思想构成方面，他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他也是传统礼教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个礼教文化有一种精神，那就是“礼让”，就是让别人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是那个时代的立国之本，也因此是一个士人的立人之本；礼制社会是不平等的，是有高度阶级层次分野的。孔子认可这个阶级分层，他的伟大在于通过教育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爬升社会阶层的机会，以之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历史也因为他这个理念的实践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他因此是一个沉默的革命家。同时，他以自身的行为作为准则，身体力行地在他生命的后期要把他关怀人民疾苦的仁政施行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之中，因此他需要行政权，他向统治者推销自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9.13》］但他没有成功，还受到当时陈蔡的贤人所排挤和奚落，可是，他勇往直前，毫不气馁，直到自己身体撑不住的时候才停下来。因而为后来中国士人的传统立下了一个为天下忧的榜样，一种凝聚民族命脉的文化生命力。他也为中国文化建立了一个维系文化和实质政治生命的仁德软组织，使中国文化和政治生命实质的存在媲美埃及的存在，而成为人类史上最长远的两个维系了四千多年而没有断裂过的文明之一（这自然是我们假设埃及是有仁德的一面的，埃及文化并不如希腊史家所说的那样以暴虐残忍的手段，奴役人民去建金字塔，从目前建筑工人居住的考古遗址村落和工人遗骸DNA的分析，埃及统治者在四千多年前就给予金字塔的建造工人非常人性化的待遇）在左赛尔（Djoser）金字塔不远，位于萨卡拉（Saqqara）考古发现了建筑工人的村落，因此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他们不但衣食充足，每天还有啤酒分配；工作优秀时，更有啤酒的奖励。村中有医疗教育的设备，他们写作的能力，从墙上众多的涂鸦文字（graffiti）就可以看得到。例如，一个女儿投诉说：爸爸又去欺骗鬼混邻居的女人了！这可是平民百姓的写作，比中国贵族所书写的甲骨文早了1000年。更可以一提的是，他们是趁着尼罗河一年四个月泛滥时的农闲时候去进行建筑的，因此不妨碍农作物生产。同时，他们是以一种宗教性的热忱去进行这件事的，就像南北朝时的佛教徒，以毕生的奉献去刻佛像佛经，甚至刺破手指，以血书写经书。埃及人以对神的景仰那样来崇拜他们的王，希望他们的王永生，带给百姓福祉。由于近五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纪录片的大量出现，目前已成为一种常识，美国《国家地理》和《史密森尼杂志》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也有这方面的纪录片的播放，故不作出处注。。他为中国创建了一个文化和政治的上层意识形态，导致中国在思想和宗教上有较大的包容性；在军事和政治的侵略性上较具抑制性。这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印证，中国没有强烈凶残的宗教斗争；在对外侵略方面，例如，郑和下西洋时并没有对南洋、印度、东非作殖民地性质的侵略。本书构建或描述他是如何把这种思想种植到中国文化心灵的田园之中，或刻画在中国文化DNA上，留下指令记印。正如余英时所说：“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余英时：“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序》，《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页。孔子的仁德观念，有点像美国老布什总统所说的“一个较仁慈、较温暖的社会”“一个较仁慈、较温暖的社会”，原文为：a kinder and gentler society。，也就是一个对弱势群众含有“和、仁、信、义”意义的社会，照《礼记·经解》的说法：“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应用在今日的社会，那就是，政府的政策合乎大众的心意，民众都从心里欢欢喜喜地接受，这是和谐的定义；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打成一片，这是亲仁的定义；民众并不需要开口，政府就把他们所想要的生活条件，提供给了大家，这是可信赖的定义；把天然和人为的祸害杜绝，使大众有安全感，这是公义的定义。这样，社会或者国家才能长久，这是孔子维系文化和政治生命的仁德软组织的主要纲领。中国后来的历史印证了他的看法，礼治大概只能用来治理一个小国家，当这个国家变成大帝国的时候，也就不能不用法治了。但礼治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礼”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丧婚祭等生命旅程中重要的礼节。这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存在着的东西，中国礼文化的特点乃是：在秦汉之前，礼也是国家体制的架构，有宪法的味道，这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见［美］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5页。即算在秦汉郡县制度后的中国，因为地方上的乡绅制度的存在——大家庭宗族制度的存在、与中国民事法与合同法的不发达——礼法的统治在地方上还是根深蒂固的。礼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可以说，礼的演绎（与之相对的，乃是“神话”的演绎）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因为纯粹的法治把人变成了一个机器，那可不是人能受得了的事。于是缺乏仁德软组织的秦帝国（前221—前202）只维持了19年就亡了国。有了这个榜样，汉朝建立了“阳法阴儒”的体制，把仁德软组织的礼治当软组织和润滑剂来使用，使秦朝所建立的法治架构有一点人性的味道，帝国的寿命由19年变成二三百年。“阳法阴儒”是一个成功的试验，也就成了以后两千年的统治模式。秦帝国寡恩乏义的体制在中国仁德作为上层意识形态的传统中缺乏生存的空间，秦始皇在传统的历史评价中，是坏统治的代表符号。在促成这个文化氛围的思想家中，孔子无疑是领军人物。但礼制并不是完全仁德良善的，礼制传统中也有丑恶的一面，孔子看到了这一面，他愤起而攻之，那就是人祭与人殉。我们且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2010年发表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籍，题为《为什么西方占统治性的地位——那是以目前来说：历史发展的模式以及它们对未来指向的显示》，他引美国最有名的甲骨文学者戴维·吉德炜（David Keightley）的说法Ian Morris，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The Patterns of History，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0，p.213.，根据后者的统计，现存甲骨文中有13052人祭案例，而迄今发现的甲骨文恐怕只有总数的5％或10％，按此来算，至少有25万人死于人祭。而且很多人死得非常恐怖。这个习俗为周人所继承，不过在数量上已大大地减少了，在比殷商早一千年的埃及金字塔中就已没有活人殉最早的金字塔乃约前 2630—前 2612年的左赛尔（Djoser）金字塔，位于萨卡拉（Saqqara）。埃及坟墓的考古遗迹，从前2800年开始，已缺乏人殉的迹象。埃及不独在建筑上领先于中国，在殉葬的人道主义上也远远跑在中国的前头。。同时，周公在订制周礼时并没有禁止这种野蛮的礼制习惯，连他的封国鲁国也沿用这样的礼制。孔子19岁时，季平子、子叔子、孟僖子伐莒，取郠，献俘于亳社（殷社），将活生生的莒国俘虏杀了做祭品［《左传·昭公十年（前532）》］。孔子对人殉深恶痛绝，长大后以中国人骂人最凶的话“其无后乎（绝子绝孙）”《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来批评这种野蛮的做法。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同上。这句话也是一句使人不太好理解的话，用俑来代替活生生的人殉，应该是合乎人道的行为，孔子为什么会这样批评，也是令人有点儿迷惑的。照《礼记》的说法《礼记·檀弓下》原文载：“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孔子认为灵界的人（死人）用明器（实心不能使用的器皿）是合理的，死人是不应该用活人的东西的，因此，死人用活人殉葬那是万万不可的。至于俑为什么不仁呢？因为太接近人的形象了。也就是说这种概念本身就太野蛮太不仁德了。仁德这个观念在孔子之前的二三千年就已存在，但像他那样地彻底的把人放在一个崇高的不可随便残杀的地位，已有一点现代人所谓的“人的尊严”的味道了历史上有明文记载，人民对殉葬表示哀伤和不满，发生在孔子出生前70年即公元前621年，秦穆公遗令要他最贤德的三个臣子，子车氏三兄弟陪葬；记载在《诗经·秦风·黄鸟》中。235年后，秦献公（前384—前362）在登基后，下令废人殉。这是正式有法令禁止殉葬的现存最早的记载。想不到的是：明朝时，朱元璋重启殉葬的陋习。如果物质文明是不可阻挡地向前进的，那人道文明则恰恰相反，是一不小心就会向后倒退的。。孟子就是借他这句话批评不照顾人民生活的统治者，若果“用俑”应该绝子绝孙，那么，统治者把人活活饿死，岂不是更要绝子绝孙了吗！孔子也代表一些传统落后的思想，例如，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从传统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路途上，他曾经是一个大家所想要打倒的符号。但笔者认为他并没有阻挡中国走向革新的道路，他自己是一个沉默的革命家，他的文化精神也让中国的文化大脑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去接受新的思想和事物，这从中国在公元5世纪时全盘接受印度中亚佛教文化就知道，而且产生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即以现代来说，中国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开始要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到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只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从1905年废科举建立新式学堂到1957年出现诺贝尔级别的科学家，也只是五十二年的时间，中国能如此快地改革自己，那就表示她有一股内在自我更新的力量，这个概念可能源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张，但因孔子的提倡而彰显，成为中国读书人的一个金科玉律，由于这种自我更新的力量的存在导致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旺盛和长久。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经济也好，基本价值观也好（例如，男女平等），是远远超越任何其他传统国家的，除了自我更新这股潜在的生命力之外，和孔子必须学习别人优点的教诲也是密不可分的。如此的话，孔子的人文精神在中国现代崛起的过程中，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近一个备受关注的辩论大会；那就是2011年6月1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芒克大辩论（Munk Debate）”，题目是：《Does the 21stCentury Belong to China？（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呢？）》，参加辩论者有基辛格、CNN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哈佛大学的尼亚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与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前二者反对，后二者赞成。基辛格先生认为中国有太多的内部问题防止它成为超级强国，但中国会成为强国，问题在：中国如何和世界保持和谐的国际关系；扎卡里亚先生认为中国或会步日本的后尘，因泡沫而经济成长停滞；同时人口的萎缩将造成极难超越的社会问题；福格森先生认为中国因为地大人口多，将会像过去一样（过去的2000年中除19世纪和20世纪之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又指出中国在科技创新和教育制度上都已接近西方，未来可能超越也说不定；李稻葵先生强调中国因为170年的国耻而充满活力李稻葵先生赋予国耻一种较积极的态度，一种知耻近乎勇，化愤怒为力量的态度；传统官方和民间给西方一种消极的印象，好像我们还因为国耻而满怀仇恨，要给西方颜色看。见Rudyard and Patrick Luciani Griffiths，ed.，The Munk Debate on China：Does the 21stCentury Belong to China？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2011，p.23.Ken Miller在10月31日的《时代周刊》How China Could Sink the Economy（中国能怎样地使国际经济沉沦）一文中，对后者有警惕的态度。Miller是Keylink Capital国际投资基金行政合伙人，同时也是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顾问。，要重建唐朝的辉煌，这份活力至今还是生机蓬勃，向着辉煌的目标迈进，在迈进的过程中对世界会产生影响，他提出三个层次：第一，在经济发展，由穷到富，将成为落后国家学习的模式；第二，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以民生为主，打造与西方个人自由不同的和谐社会；第三，建立不具侵略性的双赢国际性关系。在强调中国不会是一个具侵略性的国家时，李稻葵先生引孔子传统为证，认为孔子传统缺乏侵略的基因Griffiths，ed.，The Munk Debate on China：Does the 21stCentury Belong to China？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2011，p.53.，因此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侵略性的国家。西方听众很难接受这样的论说，因为耶稣也是反武力、反侵略的，但信奉耶稣的国家是极具侵略性的。要使西方听众信服，那我们必须用2500年的中国历史来证明。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辩论，对文化的讨论不多，也没有讨论到：中国要达到怎样的文化成就才是中国世纪。李稻葵先生说：中国虽然也会有很多创新，但不太可能发明iPhone或iPad，因为中国缺乏发明最尖端科技的文化土壤。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论断。问题在：现代中国如果真的重建了唐朝盛世，却又没法发明最尖端的科技，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重建了汉唐盛世呢？同样，没有高水准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世界级的学术作品，盛唐真的可能是这样的吗？我们正处在一个人文文化的冬季，人文文化的平庸与贫瘠把我们这个时代放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有的一个文化低点，连中国文化部长蔡武先生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文化部长蔡武先生如是认为：中国缺乏现代经典力作，缺文艺创作运动风潮，缺学术创新，缺权威性的大师，目前流行的文化包含着大量低俗、伪劣、浅薄的货色。（《中国新闻网》转载8月份《学习时报》）也就是说，不但我们的消费市场充斥着山寨水货，我们的文化市场也是俗劣的山寨假货排山倒海而来。即算在传统上严肃的文艺和学术领域，也是非常缺乏创新性与权威性的，简言之，非常平庸。。冬天过后，就是春天的到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振兴我们的人文文化？怎样去迎接再一个盛唐的到来呢？答案是，我们必须回归到中国文化创新的源头，诸子百家年代的文化精神中去。孔子无疑是这个年代的领军人物，他不是一个现代定义的宗教人物，没有宗教庙宇的形式与天国的概念，但他有一种宗教情怀，一种自我奉献，死而后已的情怀；这种情怀感染了清末民初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最苦难的时候建立了共和国，经历了五四，创造了西南联大，中国近代的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都产生在这段时期。他们继承了这种自我奉献的宗教情怀。孔子的这种宗教情怀也体现在抗日战争之中，例如，淞沪之战的将领谢晋元先生，立下决心要以死坚守四行仓库，在仓库墙上写下“杀身成仁”的壮烈言词，承传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的一种精神，谢晋元先生所统领的卫仓战士，称“八百战士”，一脉相承孔子学生有若在前484年参加“三百死士”保卫鲁国抵抗吴国的侵略的成仁精神。弟子子路受孔子“大臣”理念的感召，从一个相信权变的务实者，转变而成为一个为理念而牺牲自己的“成仁”殉道者。孔子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根源来自他的一种信仰，那就是对天的敬畏，他说：“［君子］畏天命。”［《16.8》］而且天是道德的最后审判者，因此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求神—意谓天在神之上，得罪了天，求神是没有用的）也。”［《3.13》］这是为什么当他见了南子之后，子路黑起了脸对他不高兴时，他把天搬出来，说：“［自己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天丧予（让上天遗弃我）！天丧予！”［《11.9》］同时，天是不可以欺骗的，当他周游列国时得了重病，子路以为他可能会死去，以弟子冒充家臣，以传呼的场面接待访客，让客人以为孔子还是一个有官位的人，他对子路说：“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我［明明］没有家臣，却冒充自己有家臣。［这样做］，我想欺骗谁呢？难道想欺骗天吗）！”［《9.12》］孔子50岁就知道了自己的“天命”［《2.4》］，也就是，他有使命感而且相信那是上天赐予他的。因此在匡难时，他对自己的安全很有信心，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言下之意乃是，天是不会灭绝斯文的，也因此不会让匡人杀死我的。宋难时，他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孔子认为他不仅是文化（斯文）的继承者，也是道德的继承者，桓魋这个霸道的人又能把他怎样呢？这与耶稣说上帝把“天国”给了他是一样的。自然，二者之间是有一个基本性的分别的，那就是，天把人间的“德”给了孔子，上帝把天上的“德”给了耶稣。所以，大家就认为耶稣是宗教，而孔子则否。这是从神的角度看宗教的问题，而不是从天的角度。如果我们从天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远古时天地人三才的观念，这个观念来自《易》卦的三个爻，人和天、地鼎足而立而成为三才，人因为天地的滋养而能生息存活下来，因此，天地在三才中的位置比人尊贵，但人因为文化的创造（也就是德=得）天地无心，人则有心，人因为有心所以能得到文化（德）。老子反对人心，因此他说：“上德不德（最高超的人类文化，就是没有文化［去除文化之意］）。”［《38》，《帛书老子》则为第一章］，尹振环：《帛书老子再疏义》，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而能和天、地鼎足而立。天和神都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但人对天和神的认识却不一样。天没有人的感情，神则被人赋予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圣经》以一个非常能嫉妒的神来形容希伯来的神耶和华，祂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而天的中性，孔子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7.19》］这是为什么在唐朝的开封城中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宗教能在同一个区域相邻而居，景教教堂可以靠着道观，拜火教神庙可对峙着佛堂庙宇，这个景象在中国以外的当时世界任何的土地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以天为基础的宗教信仰是有它的优点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以人为本”的宗教信仰，有别于“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而这种“以人为本”的孔子礼教信仰也是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自我奉献的精神的，这从辛亥革命和抗战中就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是一个财富创建和追逐财富的时代，金钱像万有引力的黑洞，吞噬了我们人文文化的灵魂。要重新找回这个失落了的灵魂，我们需要孔子的这份宗教情怀，依傍他的文化脊梁站起来，以文化大爆炸的气势创造中国未来的新文化。本书将致力于捕捉孔子这种有民族凝聚力、自我更新、胸怀厚德的宗教情怀。这是笔者在本书中想要说的追求真实的孔子的故事追求真实的孔子最近成为大家的意愿，秦安平［音译］女士的书作如下：Annping Chin，The Authentic Confucius：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New York：Scribner，2007，p.2。。但是，从我们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孔子确实有他不成功的地方，传统中国政治上的两大问题：统治者的传承问题和官僚制度的贪污问题，他都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他的人治政治构思没法阻止统治者为了绝对的权力而父子兄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残杀，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架构没有制衡绝对权力的机制，而绝对权力是一切政治罪恶的根源。作为礼制基础的家庭关系链，是繁殖衍生贪污的一个渊薮，礼治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靠人的品德而不是依据制度来维系政治的清廉，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是不成功的。中国文化缺乏系统性、分析性的思想，孔子虽然有科学实证的头脑，但他也没法超越他的文化，以系统性、分析性的思维法则来演绎他的思想，虽然他已经触碰到这个问题。由于孔子缺乏这种思维架构，笔者无法在本书中探讨这个问题。因此只好在附录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建立一个合乎现代水平的超级大国，也就是，中国是否有批判性、分析性、系统性的头脑。由于孔子，中国的教育曾经是世界最先进的。但在今日，从小学到中学，中国学生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一到大学，中国学生思想笼统因循，思维上缺乏明确性、严谨性、系统性，特别在文史哲方面，背诵胜于一切，基本上还停留在农业、手工业社会的水平。我们的故事将会接触到这些问题，虽然我们警觉到以现代思潮来评论古人是有些不公道的，因为古人无法接触到现代问题。但作为一个现代人却不可能不以现代的价值观来看古人，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古人还有没有现代的价值。孔子塑造了2500年的中国文化人格，在这个急剧改变的现代社会，他的思想还能起主导性的作用吗？这是本书想探求的一个问题。本书有十二个附录，是学术性的论作，佐证这本小说的可靠性，以及解释孔子思维和思想的层面。第一至第六个附录，是关于孔子生平事迹、雅言教育和年份；第七个附录介绍中国古人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上古进化史的；第八至第九个附录探讨孔子所承传的缺乏系统性、分析性的思维系统和中国科技背后可能存在的思维系统；第十个附录探讨仁作为“宪礼精神”的可能性；第十一个附录探讨孔子有机思维的研究方法；第十二个附录记载孔子生平中的重要地名。体例本书尽量注明每一个人物的年份或年代，包括传奇人物；按惯例，只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这样做；但也有例外，例如在附录的孔子年表中会重注一次。年份的格式为某人（前500—前429），若在公元前100年内，则在后一个年份加“前或后”以示公元前或公元后，例如某人（前71—前4）或某人（前71—后4），前者死于公元前4年，后者则公元后4年。地名亦然，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乃近代何处，再出现时请看索引。将提供重要地点间的距离，例如，曲阜与洛京的距离等。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重印1982年版）。。本书为平常的页下注，以便阅读。参考书目请看该篇章前言。引古籍时，则按常例提供书名与篇章名，例如《礼记·檀弓下》。有三个书目或篇章例外，《论语》只以篇号章号来代表，例如，《10.3》乃乡党第十之第三章，《道德经》只以《63》代表第63章，另外《史记·世家》代表《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索引为选择性的索引，侧重在五个项目上：人名、地名、书名、引文及文化观念或哲学概念，其他则不予索引；五项中的人名、地名与观念皆有选择性。由于古籍对人的称谓变化良多，例如，称孔子儿子孔鲤为“鲤”、为“伯鱼”、为“鱼”［见《孔子家语·本姓解》］；《论语11.17》“季氏富于周公”的周公，大约不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周公，而是一种暗喻式的用法，意指鲁君。本书又称历史上的周公为“老人家”；也用在孔子身上。鸣谢我之所以会兴起写孔子小说的念头，那是因为2009年的秋天，笔者代表孔子学院北京总部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大学介绍孔子和他的学说。在介绍过程之中，我认识到一本具历史真实性孔子小说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一个英文版本的必需性，因此而真的干了起来。在对孔子学院感激之余，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一个会大大提升孔子学院在国际上地位的建议。那就是，成立一个孔子图书馆，里面收藏所有《论语》的版本，或原版本的复制品；收藏所有《论语》的世界翻译本，以及世界各国对孔子研究的书籍。如此，这个图书馆必将成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孔学学者想要来的孔学重镇。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十个月的时间，竟什么也写不出来；笔者有了所谓“创作灵感的干枯（writer's block）”。我们说孔子塑造了中国2500年来中国的文化人格，但应该怎样才能证明这个命题呢？一时间笔者没法拿出他自己信服的证据，因而失去了一种使人无可抗拒的热情，枯干了。还好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有机会看到大量近代史的纪录片，在那不算太遥远的历史年代，在那家破人亡的世代，中国读书人流离失所，一批西南联大的学者，头上是轰鸣而来的轰炸机，生活上是使人不安定的通货膨胀，这个月还吃得起饭店的一碗牛肉面，下个月就吃不起了；这批学者没有去钻门子寻外快，依然埋头做他们的学问。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孔子精神，孔子的宗教情怀，也因此是民族的宗教情怀，如是而找到了我所想要证据和贯穿小说的生命热情。由于纪录片大部分是在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看到的，因此向这个刚满周年的平台致一个谢。由于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张洪溪先生的介绍，让我有机会参加了该组织2011年12月主办的“孔子孟子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了在《前言》中的思想；同时也认识了一大批学术朋友，孔子说益友像磨刀石，能锋利自己做学问的工具和本领。本书《前言》中的各方各面都受益于他们的批评和指正。由于人数太多，不一一具名。但对研讨主持人韩兆琦先生，则不能不在此具名致谢；孙德喜先生对马车行程的建议，张大可先生对孔子教学与孔子对六经形成的贡献的建议，在在在在：处处；到处；各方面。唐武元衡《春斋夜雨忆郭通微》诗：“桃源在在阻风尘，世事悠悠又遇春。”帮助了我对小说的写作。在今年3月份一次在余英时家中的聚会，导致我多写了八万多字的附录：以《左传》来界定孔子的确实生平时段，以《左传》来构建孔子的雅言教育，以及“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来释读孔子。自从我写孔子以来，陈毓罴先生、冯其庸先生、余英时先生、金耀基先生以及陈、冯、余的三位夫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曾给予我大力的支持。陈毓罴先生不幸在2010年去世，中国又少了一个温柔敦厚、以承传学术命脉为己任的学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稍稍表示我对他的敬意和怀念。熊海静女士和熊婕女士帮我在网上找资料与核对，并且帮助我改进不合现代语法的造句，特此致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广裕先生和王磊先生，在出版方面，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方便，能不谢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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