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积经今译

（一）佛经告诉我们，佛教的创立是因为有一位叫乔达摩的释迦族王子，放弃了高贵的地位和奢侈的生活，历尽追求真理的艰辛，以全部生命作为代价，才最终在一棵菩提树下体悟了正道。由于觉悟，他成为了释迦族的真正圣人，因而就叫“释迦牟尼”；他又叫做“佛陀”,“佛陀”的本意就是“觉悟者’。由于觉悟，佛达到了对终极真理的认识，达到并且与真如实相契合为一，因而他又被称为“如来”。佛陀成道时是三十五岁。此后的四十五年中，佛陀奔走于中印度各地，身边时常追随着一批希望从他而获解脱的弟子。佛陀说教的对象大都是在家的居士，上至国王、大臣和商人，下至农夫、工匠以至妓女或贱民。整个恒河中下游的人民都曾因为他所传播的真理而骚动不安。他八十岁那年（约公元前484年）病逝于一个叫做拘尸那罗小村庄外的树林中，此时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都膺服地接受了佛的的“正法”。在他逝世后五百年，佛的教说传入了中国。在他逝世后一千年，佛法在整个亚洲都成为了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今天，佛的遗教成为了几乎全体亚洲人民的精神财富。佛教在所有它所传布的地区都同当地人民的固有文化圆满地融合起来，在始终保存其精髓和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形成了种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于是我们有了汉地的佛教，有了西藏的佛教，有了日本的佛教，有了东南亚洲的佛教……。但所有的佛教徒又都一致承认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前宣布的教法，一致承认“四谛八正道”，承认“缘起性空”。所有的佛教徒，今天仍然保持着对佛法僧三宝的敬重；他们相信由于一切事物的因缘性，也就是因果性，条件性，所以事物总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他们反对执著顽固和自以为是，提倡理解和宽容。他们相信在世俗的范围内，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掌握了真理。他们认为，人生充满了众多缺陷，人却有着过多的不满足，人出于无端的妄自尊大，对其自身和环境在看法和行动上都充满了迷误，他所盲目地追求的，说到底往往是一些琐细的、肤浅的、没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构成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因而他们主张反观自身，去除恶性膨胀的欲望，以个人的道德完善为精进目标，强调修道进德的重要性。善与真在佛教哲学中完全是同一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这么说，一切信奉佛教的人，甚而至于，任何只要认真思索过佛陀所说法义的人，任何愿意用理性来衡量和批判他的学说的人，都不能不为佛陀关于人生现状的深刻思考触动，都不能不赞叹佛陀的崇高道德境界和他的伟大人格，无论是谁，他可以不赞成佛的主张，但他不能否认佛在提出这些主张时的良善意愿，而倘若佛缺少那怕些微的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心，他就不会主动承当起如此巨大的宗教使命来，人们也就无从读到他对人生和人性有过的如此深刻和精密的思考，也就不会感受到如此深广的悲天愍人的悲愿情怀。佛陀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永恒的难题，这是一切宗教都力图要给出自己答案的基本问题，也是一切严肃的价值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正因为问题本身具有非同寻常的普遍性，所以，包括佛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今天仍然还拥有数十亿的信徒。这个世界上宗教徒占人类的绝大部分。说实在的，彻彻底底地没有一点信仰心的人又会有多少呢？人是动物，但他首先是有理性和良知的动物，所以他才会关心自己生活的意义，他才会追问自己何以要到世上来这么一遭，大多数人才会想知道自己死后究竟会是什么一种情况。不同的学说—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要对人的这一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不过，给出答案是一回事，能否真解决人们的困惑又是一回事。人生价值问题是绝大部分人类或早或迟总要面对的问题。对于那从来不过问，或从来不曾意识到有此一问题的人，我们除了无言的悲哀，又能表示什么呢？就因为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注定永远要在现实中困扰我们，所以一切宗教希望解答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虚幻的彼岸的问题，恰恰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所谓“终极关怀”，实质上是现实的关怀，人们不过是力图通过对终极的定位来诠释眼前的意义，发现眼前的意义。失去了“终极”彼端，也就失去了现实此端，存在也就仅剩下了庸俗。古圣先贤所说的安身立命，就是力图在一个永恒的价值框架中安放自己的存在。饮食男女不能永远只由饮食男女的自然要求来说明其全部的生命目的和内容。多少有大智慧的古圣先贤所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而孜孜以求的，正是要回答这一生命价值的问题。坦白地说，这是一个非常永恒，永恒得不会有，也不应有统一的最后答案的问题。这是一个其内容具有极端特殊的经验性而无从用语言传达的问题。每一种宗教，每一种价值哲学，至多能够设计一条起跑线，规定一个大致的方向，而一旦离开出发点，投入那精神寻求的旷野，除了寻道者自己和萤火虫一样的几个亮点，任何寻求答案的人都是孤立无援的，而那几个亮点便是先前的觉悟者所能给出的榜样。唯其如此，在现实的今天，才有这么多的人想知道佛教究竟讲些什么，也才有这么多的人在怀疑、犹豫和苦恼。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才说它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说，它有无穷多的证悟途径。仅就中国而言，古来佛教就有八宗之说，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所有这些宗派都希望凭藉宗师们各自的体悟为修佛的人策划一条有效而简便的道路，使之获得关于自我存在价值的解答。我们今天来看待佛教，同前人相比，也许又多了几个诠释系统，多了几套术语，但在面对释迦牟尼曾为之苦恼的根本问题时，或者在面对一切生命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在答复“人生是什么”、“人生有何意义”的问题时，我们能够提出更有力的更合乎情理的答案吗？我们姑且不讨论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我们今天来体味佛陀的教说，只要抱着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多少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和领悟。例如，对于佛教所说的众生一体，对于佛教所倡导的非暴力主义，对于佛教敬畏生命、爱惜生命的说法，我们当然可以读解出人道主义，读解出两千多年前就存在着的“绿色和平运动”的精神实质。我们可以试问自己，难道我们不应该关心人类生存的环境，不需要关心人与地球的和谐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的威胁，但在两千年前，佛就谈到人与一切众生，与这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再说具体一些，佛教关于不杀生的诫命恐怕并不仅仅是宗教教条，从道德的终极意义上，我们是否问过自己：敬畏生命是否应是人类的第一诫命呢？我们是否想过，人并没有剥夺其他活物的生命的权利呢？人类比别的动物更聪明并不意味着有权杀死他们。面对生命的创造者一无论这是自然，或者是神—我们的这点智性或狡猾并不味着拥有特权；我们豢养了别的动物，同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支配它们的生命，要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就没有这种权利，那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出自我们呢？……人类要发展或者要延续，都要解决我们面临的困境，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人类自身，在人类以往无数代积累起来的智慧，佛教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大的宗教一样，积累了我们应该无比珍视的文化财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以要回顾这一精神遗产的主要动机。应该承认，佛教关于人生的现状的看法是悲观的，或者至少是乐观不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自暴自弃，相反，佛教鼓励它的信徒积极地修持，以摆脱人生的局限性，去追求它树立的常、乐、我、净。所以佛本人一再说“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信心难起，”佛陀非常清楚，人在追求精神净化的路上，实在是充满艰难困苦和机遇二者的。我们今天来读佛经，不会也不可能抱信仰主义的盲目追随的态度，我们可以批判佛的学说，但我批判至多只能是他表述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不能否认问题本身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古老的问题远未得到解答。姑且不论佛教对于人生存在有何意义，如果能够静心体会佛教所倡导的善良和慈悲，思考佛教对于享乐主义人生观的轻蔑和批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中间有着伟大的智慧和善意。人是色心二法，亦即物质和精神的合成。人有物质欲望，更有精神追求，人应该遏制向外的贪欲冲动，佛教称之为无明。人应该学会超越物质主义，超越自身。至少我们应该理解，何以人类要尊重自然界的和谐，何以要遏制自己的扩张欲。更进一步地具体说，在“工具理性”无限膨胀，在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日益泛滥，面对以西方工业化为唯一现代化范本的误导下的“人欲横流”，面对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面对寡廉鲜耻而又贪得无厌的物质追求，古代圣贤的教说难道不是一味清凉剂吗？本书的编者，无意说佛教是济世的良方，他也同意人类面临的问题只能由现实的人类自己解决，但今天的人类不能够悬空地在全部文化积累之外解决问题，人必须认真地谦虚地从先人们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这就包括了佛教和一切东方宗教以及非宗教文化的智慧。（二）佛教包括了一整套的修学到证果的功夫，他们称作“境行果”的理论，这中间既有佛教的世界观、认识论，也有实践论和解脱论的内容。佛教的实践理论中，包含了修行者的轨仪制度，它规定了僧伽团体中从服饰威仪到起居坐卧的一系列要求，也规定了所有极富象征意义的仪式作法；佛教的实践理论中还包括了僧伽集团中间具体个人的修行内容，这就是必修的戒与定的内容。戒是出家人的纪律和法规，定是禅定，是其制心的技巧和手段。佛教当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这就是它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思考，这也是佛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经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看来这是佛学中的慧学这一部分。这套书所主要着眼的，也就是佛教的这种哲学理论。佛教的思想主要靠佛经传播、延续和发展，但经典并不等于全部的佛教思想。因为远在文字和书本出现之前，佛教的学说就已经在流布了。佛教的思想酝酿和发展于僧伽内部，主要依赖师徒之间的口授心传，正是一代代僧人的讲习和研讨创造，佛教才在保存其核心教义的前提下，经不断的再诠释而发展起来。当文字记录的经典产生以后，佛教的精神创造便逾出了出家人的界限范围，所谓居士，即在家的信徒也参与了这种精神创造活动。佛经出现以后，加速了佛教的传播。随着佛教在亚洲的扩张，佛经的翻译便成了必然的要求。翻译有二种含义，一是空间上的，从印度传来的梵文的或巴利文的佛经，必须转述为其他民族的文字，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文，如中亚古代的吐火罗（Tukhara，大月氏）文、粟特（Sogdiana）文、于阗（Khotan）和龟兹（Kucha）文字……，当然尤其重要的是汉文和藏文；再从时间跨度上看，佛教经典还有一个经不断再诠释的翻译过程。每一时代的佛教学者，都在通过翻译或解释对佛学作出创造的贡献。汉传佛教中，之所以有好些同本异出的佛经译本，正说明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佛教学者对于经本原文的理解差异。当一个本子重译也不足以表达理解的歧义时，便有了对论书的依重和翻译，更进一步，便有了经疏，有了论释，有了论释的疏记，疏记的疏记……。浩翰的佛教三藏文献便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佛经最初并没有太大的分量。相传释迦牟尼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随即组织了一次集会。在会上以统一的方式诵出佛在世时所说的法义，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佛法。那些曾经亲耳听闻佛说法的是声闻弟子。当初，据说有五百人集会。大迦叶作为僧团的权威主持了这次会诵。记忆力第一的阿难，亲自一一诵出经教，持戒精严的优婆离负责诵出戒律。与会大众当时确定的经典只有经藏和律藏两个部分。不过后来的学者们说，那经藏与律藏是佛灭后约一百年才逐步形成的。佛经尽管有了，但最初它只能承传于师弟的口耳之间，教师诵出，弟子记忆。古人的记忆力大约比今人好得多，动辄可以背诵数千甚而数万的偈颂。不过要说那时的人人都有好记性，又有些可疑。说不定还在佛在世的时候，他所说的法就因人们的传述而时有失真了。佛本人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去世时，才嘱咐弟子们在未来一定要“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付法藏因缘传》上有这么一个故事，便可以说明佛经也有念走样了的：据说阿难有一次在外游行，中经一片竹林，听见有比丘诵经：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阿难觉得诧异，便上前去，告诉那比丘，说他背诵错了，应该象这样说：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殊不知那比丘不服气，便去告诉他的老师，说阿难认为他教错了。老师对弟子说：阿难老朽昏聩，说话颠三倒四，不用理他。要他仍然念“水老鹤”好了。阿难与佛是同一时代的人。这样看来，佛陀尚在世时，或者去世不久后，佛教就有了这样的偏差。偏差看来是不可免，但只要不违背佛的基本教诲，也就提供了创造了可能。毕竟，将“生灭法”弄成“水老鹤”是极少数，只要佛教尚生存在活着的僧伽集团中间，它就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思想运动来。不过古人并不象我们这么看，他们总是说，至少他们自己从内心相信，自己所说的所传译的是原原本本的佛陀本人的言教。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家，从安世高、支娄迦谶到鸠摩罗什，再到唐玄奘，恐怕没有人会承认他们的译经是包含了创造活动的，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一字一句都出自佛说而决不是独出心裁。释道安认为那种删烦就简的翻译是往葡萄酒中兑水。鸠摩罗什认为翻梵文为中国话等于是“嚼饭与人”。最为极端的要数隋代的僧人彦琮了，他干脆认为佛经翻译本身就损害佛法原意，使它大大地打了折扣，因而他主张应该以“五天（竺）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中国），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他的意思是全中国都学印度人讲话，才能毫无偏差地了解佛的教法。现存佛经的译本，大约上起后汉，下迄北宋，尽管所用的语言当初多半是各时代的口语，但由于各地方言的阻隔，由于佛经原典的晦涩，由于古代中印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以佛经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便读得懂的，因而才有古代的规模大小不同的讲经活动应运而生。我们今天去佛更为久远，现代汉语离汉译佛经当初的语言又有了一大段距离，要读佛经自然更加困难，因而本书的编者才组织了这经典的白话翻译。（三）我们这套白话翻译的佛经，其挑选的标准是这样的：一、尽可能选那些在佛教运动史上，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经典。二、那些通常为佛教学问僧人或寺庙中一般僧人日常课诵的经典。三、中国佛教各宗或共同或单独奉为宗本的经典。四、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经典。我们一共挑出了约二十部佛经。它们都属于大乘佛教系统。其中有的介绍作为华严宗立宗依据的《华严经》，又特别从该经中挑选了有关灿烂的华藏世界和修学证果的三品；有打破在家出家界限，宣扬“世间出世间无别”，可作为居士佛教理论依据的《维摩诘经》；有一切佛教徒都共同虔信的《净土经类》，其中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所描述的净土世界已经成为了千百年来信徒们所憧憬追求的理想境界；还有宣扬中道正观的《宝积经》；有讲“会三归一”、和释迦佛降世本怀的《法华经》；也有宣扬智慧般若与法空不二的《金刚经》，其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成了般若学的“法眼”；有二百余字尽摄八万四千法门的《般若心经》；讲虚明灵觉的真实如来藏性何以幻生幻灭世界的《圆觉经》。所有这些经典分集在八个白话本子中。每本书均先以白话译文在前，然后是加了标点的原文和简单的注释。有的经典有多种重出译本的，视其重要性而附有异译本。八部白话本，依其计划出版的先后顺序分别为：《法华经》《维摩诘经》《净土诸经》《胜鬘经》《宝积经》《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参加本丛书编写的都是从事佛学学习或研究多年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自已有过久久徘徊于佛典之外不得门入的感受，因而知道如何转述和介绍这些经典。当然佛藏如海，佛所说的甚深含义，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圆满地传译的；编者的水平又不一致，因而不如读者意的事是难免的。但只要不曾歪曲原文，那怕有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能为读者所接受以至欣赏，就是读者的鼓励，编写者便当额首称庆，喜不自禁了。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白话佛经能够为读者欢迎，并期待着读者的严肃批评和热情帮助。编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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