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规范分析中探源东南亚区域合作

作者：李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长期以来，东南亚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外学术界在东南亚史、东南亚与外部关系史、中国与东南亚交通史（关系史）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积淀。郑先武教授所著的《开放的区域建构：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1945—1967）》一书，则从东南亚区域合作史的角度增加了我们环视东盟的广度以及认知东南亚的深度。

问题的源起

对于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深入研究，以及对于时代发展背景的深刻认知是该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东南亚区域合作史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叙事，这一涉及全球史、区域史、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最重大的命题在于探究发生于东南亚的区域行动之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基本逻辑与历史影响。东南亚区域合作史包含三重内涵：一是东盟的形成史、成长史；二是东南亚国家对多边合作的探索进程；三是东南亚周边大国、域外大国在东南亚推行的区域倡议与行动。但是，学术界对1945年二战结束至1967年东盟建立期间东南亚多边行动的区域合作属性仍存有争议，甚至有部分研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东盟区域主义肇始于1976年首届东盟峰会的召开及其所签订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系列附属文件。这导致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东盟及其后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践，对东盟成立前的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该书对于东南亚区域合作史的研究首先关注并回应了既有学术争鸣。

学术创见与特色

该书立足东南亚区域合作史研究中最重大的命题，聚焦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起源，系统梳理了这一合作起源的发展史，为读者呈现了东南亚区域主义演进的基本逻辑。同时，该书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度分析了基于历史经验的国际合作规范的创建背景、基本内涵、历史演进、实际影响及其特殊性等。因此，这一研究可与传统东盟中心的区域合作研究相衔接，共同谱写一部相对完整的现代东南亚区域合作史。此外，该书采用了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路径，全书以近95万字的篇幅，系统分析了1945年至1967年间，不同区域意识主导下的相关国家在全球、区域及国家三个层面所进行的指向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互动，以及这一互动所建构的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通过对“1945年至1950年的酝酿与起步阶段”“1951年至1960年的局部成长阶段”和“1961年至1967年的分化重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分析，该研究展现了不同行为体与多元意识的交汇如何影响现代东南亚区域和区域规范的发展。全书最显著的特征是“开放性”，这一开放性寓于两个主要维度：一是解释路径的开放性，二是呈现东南亚区域与区域规范建构的开放性。

在以开放性路径解释东南亚区域建构与区域合作方面，该书秉持规范分析与历史研究相融通的研究方法与阐释路径。郑先武教授长期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与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国际关系规范研究在研究路径和目标上与纯粹的历史经验研究有明显不同，后者注重对事实和过程的描述，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也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有了通常所说的解释性理解的“规范方法”和经验性描述的“历史方法”两种不同分野。他还指出，国际关系的规范研究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融通”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规范导向的经验分析，即政治学研究路径。这种路径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性经验描述为辅，常用二手材料，演绎色彩明显，强调普遍性，但经常牺牲特殊性，即用特定的事实或因果论证支持普遍的规范主张。二是经验导向的规范分析，也可称之为“国际规范研究的历史路径”。该路径以经验描述为主、规范分析为辅，注重运用第一手材料，归纳特色明显，亦有一定演绎成分。该书即采用这一研究路径，从历史文献分析出发，辅以国际关系学多层次、多领域的体系分析以及集体认同和规范扩散等理论，探究历史进程与规范建构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与阐释中呈现了开放性研究特点的第一层内涵。

在回答东南亚区域以及区域规范建构的开放性问题方面，该书在对三个历史阶段进行了梳理。其一，在酝酿与初步兴起阶段，泛亚洲主义是主导性区域意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是合作的主要倡议者和领导力量，而其他相关合作成员则广泛分布在亚洲其他区域乃至亚洲之外。合作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关涉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政治议题。此外，同时期的太平洋主义主导的区域合作在核心议题上更加务实，主要侧重经济合作及发展援助。其成员构成也更加多元，重大倡议主要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英国等域外大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二，在局部成长阶段，全球层面冷战渐趋白热化、不结盟运动兴起并扩散至东南亚地区，加之国家层面东南亚已独立或正在谋求独立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求交错扭结，这些情况催生了跨区域合作。但总体而言，东南亚区域主义仍被泛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所遮蔽，尤其是太平洋主义所主导的区域合作进入了老机制拓展、新机制诞生的全面发展阶段。其三，在分化重组阶段，受全球层面美苏冷战相对缓和、亚非运动遭受挫折、英美大国间分歧加大、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国家矛盾激化；东南亚区域层面非殖民化进程渐趋完成，但局部地区陷入战争以及国家层面东南亚各国间争端和国内问题增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区域自助”和政治、安全为主要诉求的东南亚内生性次区域合作被提上日程。与此同时，泛亚洲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太平洋主义则强调经济贸易和发展援助等功能性合作。这一分化重组的重要成果不仅表现为东南亚区域逐步形成独立的区域意识、产生次区域合作进程，而且还表现为太平洋主义的功能化。

全书在解释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历史上独具特色且不乏理论启示。该书总结到，东南亚区域主义及其次区域合作与泛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主导的区域合作在规范上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彼此间共同建构的“共有规范”和“共同经验”成为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实践的重要知识来源。其中，泛亚洲主义主导的区域合作是区域规范形成的核心平台，相关跨国会议主要采用共识性决策程序作为核心的规范。在太平洋主义主导的相关区域合作进程中，东南亚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一起通过参与或抵制，推动着区域规范的形成和强化。同时，太平洋主义主导的区域安排是对泛亚洲主义主导的区域合作的重要补充，两者共同推动了包括亚洲区域自主、不干预主义、主权与文化平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泛亚洲精神及关注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防务等为核心内容的“亚洲方式”的初创。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遗产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及“东盟方式”的创建奠定了必要的规范基础。

学术发展与争鸣

在立足东南亚的基础上，作者将东南亚视为一个脱胎于太平洋主义与泛亚洲主义，在东南亚区域主义中逐步找寻自我的主体。但是，该书在捋出太平洋主义、泛亚洲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这三大线索的同时，对三大主义间“螺旋捆绑”式关系的论述尚有深化的空间。例如，三大主义具有共享行为体的特征，该书对于一些国家在不同主义间的规范扩散作用、组织经验转移以及机制架构移植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挖掘。再如，该书缺乏对于东南亚政治家、领导人在塑造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分析，可进一步探讨一些政治家与领导人的西方教育或求学背景之于他们国际政治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总体而言，该著作将对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的分析拓展到了东盟建立以前、东南亚国家之外，在历史研究中推进了对东盟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关系的新认识，打破了此前对这两种区域主义的混谈。在规范分析上推进了对“亚洲方式”“亚太方式”与“东盟方式”关系的认知，揭示了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在规范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此外，该书还将“万隆精神”“湄公河精神”与“东盟规范”间的源流与联系相结合，形成了东盟的起源是域内外互动的结果、东盟规范的建构吸收了此前域外行为体扩散的部分规范等创新性学术观点。这些认识挑战了一些传统甚至主流的观点，势必引起一定的学术争鸣与再创新，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促进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中国公民保护与救助机制研究”（20AGJ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