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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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新文学地理学学术大厦



  20世纪4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率先宣告西方文学地理学诞生;20世纪70年代后,以美国为中心,由“空间批评”带动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与内在深化;21世纪以来,中国本土学者一直怀有建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理想与使命,并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文学地理学原理》(梅新林、葛永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致力于融合概念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的学术体系创建,以此作为构筑新文学地理学学术大厦的四大支柱,对于推进新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及跨界交融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概念体系

  任何新兴交叉学科学术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面对命名的问题,这是决定其合法性的关键一步。然而无论是古今历史性的演变还是中西共时性的差异,以及诸多学者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均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界说带来不小的困难,以致于有的学者提出“命名困境”问题,所以,该书之于“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创建首先以概念体系为根基。

  其次,从历史经验来看,全书参照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地理学”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中心的“新文化地理学”,并从这两个经典案例中获得有益启示,提出“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概念,由此,“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的脉络体现了从历史逻辑走向学理逻辑的必然。

  再次,从学理逻辑来看,鉴于文学地理学概念本身的歧义性与复合性,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将概念界说引向深入,作者通观这一概念的时空异同,重点围绕其历史变迁、多元复合与整体界说三个维度,将这一概念体系归结为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地理诗学的复合概念系统。

  最后,在通观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历程基础上,对其总概念作出整体界说:新文学地理学是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学科体系

  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地理学在学科定位与体系建构上向来存在歧见与论争。该书重点围绕四个层面展开论辩:一是学科参照系。鉴于目前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问题讨论的种种歧见,作者认为首先需要回归现代大学学科的本原意义,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即现代大学学科理论与现代大学学科目录,这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最重要的双重参照系,是衡量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之争的主要标准。

  二是学科本位论。作者将文学地理学中的本位性论争,归纳为文学本位论、地理本位论、文学—地理双重属性论三种观点,提出文学本位论居于明显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关注其余两种本位论,以资借鉴和补充。

  三是学科谱系论。全书从外部交融与内部分化入手,建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谱系,这是衡量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与建设是否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当然,文学地理学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特别需要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广泛论辩与深度交融。而作为学科定位的最终环节或者说标志性成果,则是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谱系的建立。

  四是学科边界论。作者认为跨学科性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也是它从学科交融走向学术创新的动力。另外,所有学科都不应是漫无边际的泛学科化,而需要确立相对合理的学科边界。辨析和确认文学地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究竟是种属关系还是交叉关系,最关键的还在于彼此在学术主旨上的契合度。


  理论体系

  理论的创新引领是学科建设的灵魂,是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目前中西学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成效而言,本土实践探索滞后,西方多元并起而未能聚焦,因而特别需要从两个母体学科汲取学术成果,而走向对文学地理学本原意义的学理辩思,以此推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取得重点突破。

  全书参照美国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有关地理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 三个核心问题,以及弗朗科·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所提出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概念,根据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与特点,最终耦合和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其中“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定位,与“外层空间”即“空间中的文学”相对应;“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学的双向互观,以“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即“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相贯通;“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追问,与“内层空间”即“文学中的空间”相契合。全书以“三原”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或者说一个相对稳定的“金三角”结构,进而完成契合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内在需要的理论体系建构。


  方法体系

  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鉴于来自地理学界与文学研究界两大学者群体不同的专业背景与本位立场,以及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应对策略,书中归结为“地→文”范式论与“文→地”范式论,可以称之为“二元复合研究法”或“二元研究法”,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反相成,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归根到底,这是由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即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二元性”。彼此的最大公约数是由“地文互释”与“文地互释”臻于“对话关系”的建立,这是双方趋于内在融合以及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相互增值的前提条件,也是双重范式论从“文地规约论”“文地协同论”走向“文地重构论”的内在动力。

  正如书中所总结的,在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创建的四大支柱之间,概念体系重在为其确认身份,学科体系为其铸就骨架,理论体系为其注入灵魂,方法体系为其提供路径,其中理论建构又是重中之重。四大支柱作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核心内涵,共同构建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大厦,彰显了全书从历史逻辑走向学理逻辑、从接续中西学术传统走向自我创新的意义。

  首先是学理层面的意义。其核心内容是上述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所构成的四大支柱。其次是学科层面的意义,主要聚焦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相继出现“文学本位论”“地理本位论”“文学—地理双重属性论”三种本位论,而以“文学本位论”为主导,“地理本位论”和“文学—地理双重属性论”为辅助。最后是学派层面的意义。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重构不应局限于学理学科层面的意义,而应提升至学派的高度加以重新定位,与建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的时代需要相契合。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书在规划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的路线图时,由“还原”“重构”“超越”归结于“回归”,其中包括本土回归、本位回归与本原回归三重意涵,合之为三“本”回归,其本质意义在于为新文学地理学构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也是作者提出新文学地理学这一命题的初心与归宿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报纸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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