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定向的卫道与李耿之争

　　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面对嘉万年间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以及崇尚虚无、认情识为良知的学术弊端，他毅然举起“卫道”的大旗，在继承阳明和王艮思想的同时着力纠正心学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以监察御史督学南京期间，耿定向简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少人在晚明思想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与李贽的争论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广为人知。总之，耿定向是阳明心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亦是万历年间心学的一大旗手。

　　耿定向与李贽的争论持续了12年，它成为了人们了解耿定向的一个窗口。20世纪以来，李贽被学界视作反封建的旗手和个性解放的象征，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相反，耿定向的思想则少有人问津，这就使得“人们往往是透过卓吾来窥看天台，对其思想本身似乎并无关注的必要。”[1]不可否认，李耿之争确实是耿定向思想中的重要一环，然而，以此作为理解天台的唯一向度不仅很难展现天台思想的全貌，而且会造成严重的误读。

　　首先，论战本身即决定了耿定向只能在某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展开自己的思想，不可能反映其学说的全貌。笔者认为，李耿之争主要包括哲学思想之争与历史观之争，前者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即如何理解孔子之学的真正价值，如何认识“不容已”的真正内涵，以及如何看待人性的本质，后者则集中体现在两人对于冯道的不同看法上。这些只涉及到耿定向思想的部分内容，并未包含诸如“不容已”说、“慎术”说以及天台对于佛教的评论等重要领域，因而是片面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对于李耿之争的主流理解是将其视作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与反封建的斗士、虚伪的道学家与反道学的思想先驱之间的争论。如容肇祖先生认为李贽“在十六世纪末是我国反封建的启蒙思想的先驱，这样，他和主张维护封建道德的道学家耿定向，自然是相对立的。”[2]侯外庐先生也指出“李贽特别憎恶假道学如耿定向之流的言行不相顾。……李贽的言论（按，指《答耿司寇》一文）直截了当地扯下了道学家的假面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所御用的道学家的权威。”[3]显然，这些言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显著的倾向性，并不能反映李耿之争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李贽与耿定向的关系相当复杂，李贽本人的思想也兼具儒释道三家，并非一个简单的“反封建”、“反道学”就能概括。加之我们受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认为“反道学”的李贽是进步的，耿定向则是落后与反动的象征，这使得天台经常被剥夺话语权。笔者发现，不少著者在论及李耿之争时，对于《焚书》、《续焚书》中的文献往往能信手拈来，而对于《耿天台先生文集》中的相关论述则知之甚少。换言之，天台似乎成为了“沉默的他者”，只是为了衬托卓吾批判的价值。显而易见，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

　　当我们以此为基础去分析李耿之争时，很容易会陷入困境。例如，既然两人的思想可谓南辕北辙，为何最后二人会实现和解？对此，多数学者或者避之不谈，或者只是承认这一事实，而难以说明和解的可能性。又如，卓吾曾有《读若无寄母书》，而天台读了此文之后，对卓吾大加赞赏，直接称赞卓吾之学已“归宗本心”，这不仅说明此时两人已经和解，而且更意味着至少在天台看来，两人的思想已经实现了高度契合。显然，传统的理解范式对此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总而言之，研究耿定向的思想必然要涉及到李耿之争，但是，我们却不能仅通过李耿之争来了解天台的思想。并且，对于李耿之争的研究必须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直面问题本身，基于二人的分析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分析。

　《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一书认为，耿定向处于阳明学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其为学目的正在于纠正王学的弊端。因此，本书将“卫道”意识作为耿氏思想的主基调，并以此为线索，考察了其“真机不容已”的心性论和“学有三关”的工夫论，并分析了他“摄佛归儒，佛为儒用”的佛教观。以此为基础，本书从哲学思想与历史观两个方面还原了“李耿之争”的原貌，纠正了以外学界对耿定向思想的误读。

　（以上内容改编自《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8.00，9787520307215 编辑：韩国茹 作者：张斯珉 出版时间：2018-1）

　　附录：阳明心学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