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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马颖教授:谈《经济思想简史》背后的故事及为什么要学经济思想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08-22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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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经济学教授海因茨D.库尔茨所著《经济思想简史》中文版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库尔茨曾长期担任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和秘书长。他著述丰硕,尤其对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斯拉法等经济思想史巨擘们的学说有深入的研究;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近20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100多篇论文。他还创办了《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并担任10余种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匿名审稿人,在在国际经济思想史领域有很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力。


库尔茨先生

  近日,围绕库尔茨教授所著《经济思想简史》一书出版、库尔茨与武汉大学的合作、国内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现状等问题,我们采访了库尔茨教授的老朋友马颖先生。马颖先生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及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分会副会长等职。现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以下是这次访谈的大致内容。

  小编:马颖教授(以下简称马),我们从《经济思想简史》的译者李酣博士那里得知,您与库尔茨先生早己相识,而且有过多次合作,您能就此谈谈吗?

  马:我曾于2008年和2009年应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时任会长库尔茨教授的邀请,先后赴捷克和希腊两次参加欧洲经济思想史年会。后来,2009年我本人邀请库尔茨先生来武汉大学做了为期10天的讲学,给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讲授欧洲经济思想史课程。继库尔茨来汉之后,先后有多位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的前任会长和现任会长应邀来武汉大学讲学。


库尔茨教授2009年来武汉大学讲学与马颖教授合影

  小编:在这之后,您和库尔茨之间还开展了哪些合作呢?

  马:后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的通讯联系,交流学术信息。这种联系为后来继续合作做好了铺垫。记得2015年的一天,李酣来电话,告诉我他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将赴国外访学半年,希望我能帮他联系一所国外大学。考虑到库尔茨2009年来访时,李酣当时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参加了全程接待,所以我建议他与库尔茨联系一下。李酣给库尔茨发了电子邮件,库尔茨很快就回复,对李酣赴格拉茨大学访学表示欢迎。于是,就有了后来李酣翻译了库尔茨所著《经济思想简史》的故事,以及库尔茨2015年再访武汉大学的故事。

  小编:听您说起来,您、李酣老师与库尔茨教授之间还真有缘分,有那么多的故事。说到《经济思想简史》,您能不能谈谈这部书有何特色?

  马:库尔茨写的这本《经济思想简史》,正如库尔茨所言,是一部“使用一种非技术的方式写成”的经济思想史简易读本。此书通读下来,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有两点。其一是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娴熟,用不到250页的篇幅,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将经济思想史从纵向上延伸到诸如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新-新古典主义综合等当代经济学的新领域,将一部长达数千年的经济思想史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其二是作者在纵向上紧扣经济思想史演进脉络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在横向上对所涉关键人物和学派的相关观点、概念及范畴做适度的展开。在一部不到250页的经济思想简史读本中,能够同时在纵向和横向上简要地将经济思想史阐释得如此精到而又引人入胜,若不是对这个学科领域熟悉到了如指掌的程度,若不是在遣词造句上有相当的功夫,恐怕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小编:据我所知,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一直是武汉大学的强项。马教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和库尔茨所在的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在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情况?

  马:好的。通常所说的经济思想史,在国内包括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三个领域。武汉大学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长期的研究基础,长期以来,以发展经济学为特色的武汉大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团队在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教授的率领下,取得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科研成果,由此奠定了武汉大学在发展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领先地位。

  至于格拉茨大学在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格拉茨大学是较早同武汉大学建立学术和学生交流关系的姊妹大学,该大学位于奥地利东南施泰尔马克州首府格拉茨市,始建于1585年,是奥地利第二古老的大学,建校以来培养了薛定谔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熊彼特作为20世纪有很大影响的经济学家,曾于1910年代初在格拉茨大学担任教授。正是基于熊彼特对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大贡献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库尔茨教授创办了格拉茨大学熊彼特创新中心,致力于从熊波特的创新理念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动态发展,以及创新在促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该中心同不少国家的主要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及交流关系。库尔茨教授作为熊彼特创新中心的创始人,他继承了熊彼特的事业,他热爱经济思想史,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上。在库尔茨教授看来,经济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建构过程,透过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人们可以分享经济学先驱们的荣誉与智慧。同时,结合人们在当下遇到的新问题,人们将会不断发掘出已故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的更多新的维度。他曾指出,说到底,有些所谓新知识其实就是用新的方式组合既有的知识点而获得的。

  库尔茨教授著作《经济思想简史》的译者李酣博士

  小编:对于经济学科的学生来说,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有何意义呢?

  马: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取决于被提问者的知识结构。我觉得可以从围绕经济思想史而设计的课程体系来看。在我国不少院校为经济学专业学生设计的教学计划当中,大都包括“西方经济学原理”(也就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这三门课程。一方面,从这些课程讲授的内容来看,它们各自独立,每门课都自成体系;另一方面,从知识的关联性角度来看,它们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而且缺一不可。


2015年李酣与库尔茨教授

  在各院校开设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即宏微观经济学)中,所讲授的知识基本上是已经被人普遍接受并成为定论的假设、定理、模型和结论。这些假设、定理、模型和结论都经过加工,有的被刨去了展现其理论锋芒的“棱角”,有的则被做了“截头去尾”处理或进一步加工后,使之以完美的数学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原作者的不少原创性思想在筛选进教材的过程中被删除掉了。一个经济学科专业的学生,即使他系统学过宏、微观经济学,仍然有可能回答不了如下问题:那些支撑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关键概念、定理和假设是由什么人提出来的?又是如何被其他人推进和发展的?这些概念、定理及模型之间的关系如何?对经济理论和政策产生过哪些影响?这些概念、定理、模型和结论对于推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有何重要意义?等等。要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国内现行的教学体系之内,只能在“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两门课程中去寻觅。以上描述的“原理”、“思想史”和“流派”这三门课程的关系,可以用一部电影既需要特写镜头,又要有全景镜头来比喻:从特写镜头中得到的是经济学中有关假设、定理、模型和结论的具体知识,给人以“于细微处见匠心”的感觉,而从全景镜头中获得的是一种对经济学全景式的认识,给人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受。一些同学对“思想史”和“流派”颇为不屑一顾,觉得从这两门课程得到的知识不过是一些归纳起来的东西,远不如那些从“原理”中依靠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知识来得悬乎而高深。殊不知,整个现代经济学已构成为一个各门课程相得益彰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流派”和“思想史”方面的知识,很难真正理解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其他知识。任何称作“原理”的教科书,无论是初级、中级或高级层次的,都只具有引导的性质。千万不要以为读过几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之后,就觉得经济学就是那几本教科书中所写的那么回事。

  小编:最后提一个问题,您在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或者在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方面探索了多年,您都有哪些感悟?

  马: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若是要我来谈我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感受,可以说感受颇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在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严重问题。国际经济学界同行们期待着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就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存在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半是零碎的、经验性的,在整体上缺乏理论支撑,得出的结论也不那么令人满意。为什么中国在发展实践上的贡献为全球所瞩目,而对发展理论的贡献却大为逊色呢?这是因为有诸多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施加了影响,使得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的难度加大了。

  具体来说,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比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中曾经遇到的难题或当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要错综复杂得多。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处在经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遇到了现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遇到过的难题,而且还遇到了当年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现今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甚至还遇到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小国从未遇到过的发展中大国特有的难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极大地强化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原因和处理已存在问题的难度。

  第二,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屡屡失效因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失去信任,而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也无法找到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现成答案,因为此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遇到的大多是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小国发展成功的案例,还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的成功案例。

  第三,虽然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在某些局部、或某个阶段、或某个领域的发展经验或教训可供中国参考或借鉴,但是当所有这些小国经验或个别地或作为整体运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理由和存在的问题时,都因为不符合中国实际而显得苍白无力。既然国外学者无法找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理由,那么,这个尚未圆满完成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身上。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不仅要把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解决好,还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总结好,以便向世人讲好中国的故事。要把这些任务完成好,就需要找到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理论。为此,首先,应当积极投身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改革发展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伟大实践,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其次,需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经济思想史在内的全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吸收包括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提升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理论素养,以期从中提炼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理论和针对存在问题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缺乏经济学理论素养的大环境中,是难以生长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的。中国学者唯有不断地探索前行,才能不辱使命而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路漫漫其修远兮……

  关于经济思想史、库尔茨以及他的新书《经济思想简史》的访谈非常成功,在此也非常感谢马颖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为我们解答各种问题,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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