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拍案惊奇（二）

屠地鲁迅翁笔下的世界名人阿Q老先生（按：如果阿Q仍健在，该有 100多岁了，故尊曰老），在未庄生于斯，长于斯，用时下时髦的话来说，倍受未庄文化圈的洗礼，后来偶得机会进了三回城，发现城里人有种种可笑处，如“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在拍案惊奇之余，“想：这也是错的，可笑！”（《阿Q正传·第一章序》）其实，不过是老Q先生少见多怪罢了。这种事是常有的，比阿Q大几辈的村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五光十色，眼花缭乱，屡屡大惊，舌头几乎伸出一尺长！这里，笔者没有对阿Q、刘姥姥二位老人家有丝毫不敬之意，只是说一种社会现象。其实，早在300多年前，大作家凌漾初先生（1580—1644）就注意到了。他在其名著《拍案惊奇》的序中说：“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这话太对了！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真是人海风波千丈，世相无奇不有。而普通百姓，囿于一隅，每天只看见自家及邻居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至多从电视、报刊上，得到一些新闻、故事，但比起实际现实生活来，只能是折光片羽，九牛一毛。即以我而论，虽年纪一把，端的是吃古人饭的饭碗——研究历史，虽不敢说“皓首穷经”，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终日埋首书堆，在史海里沉浮。尽管像阿Q进过三回县城一样，我也偶得机会，三次去过海外，但仍脱离现实生活太远，深感孤陋寡闻。今年春天，我在新古城漫步，走过石景山区司法局的宣传栏，在“警世通言”的大标题下，看到了社会生活中一些光怪陆离的事实：车祸、赌博、斗殴、偷盗……老实说，这些犯罪现象，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鲜的；但那“警世通言”四个大字，却使这眼睛一亮，顿有所悟，想起了明末的大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先生及其名著“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濛初编著的“二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300多年来，这套话本历久不衰，论其畅销程度，几乎和《三国演义》、《水浒》平分秋色。何以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这套通常被视为小说的话本，有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是根据明朝发生的真人真事改编的，是明朝的纪实文学，以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明朝社会各个角落发生的悲喜剧，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部带有明朝社会档案色彩的大书，不仅极有可读性，也是学者们认识明朝社会的重要依据。我历来主张文史结合，史学家应当“今古一线牵”。在治史之余，终于编成这套《新编三言、二拍从书》。请注意，我说的是新编，而不是续编。我约请了几位朋友，用史料编纂学的方法，将最近七、八年来报刊上引人入胜、拍案称奇的报导、纪实文学、典型案例等精选、分类、综合，并作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加上读者喜闻乐见的章回小说的标题，意在“旧瓶装新酒”，“重翻杨柳枝”。在每一回书后面，都有我写的评论，因家住石景山，故曰“石景山人”。我是个粗人，平生难得几回雅，这次也算附庸风雅一回：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我佛山人”身后东施效颦。我写的评论，完全是漫评：想到那，说到那，无非是发感慨，抒愤懑，一会哭，一会笑，东扯西拉，南腔北调。岂敢对读者“谆谆教导”，不过是斥恶扬善，劝人积德。需要说明的是，《新编喻世明言》中有七则评论是才女李颖同志写的，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要特别感谢收入本书各回故事的原作者们，没有他们的辛勤创作，本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敢掠美，每回书后都已注明他们的大名、发表的时间及报刊名称。当然，就不才而论，仍深感拙夫难为有米之炊。编辑此书，我足足化了三个半月时间，但仍未尽人意。除了《新编拍案惊奇》（二）外，所有的章回标题都是我加的，而我对联语、音韵，都是外行，虽挖空心思，却是“赶鸭子上树”，举步维艰，可想而知。只求三分形似，如此而已！自信这部书不仅富有可读性，可供读者消遣、谈助，给感到太淡的嘴巴，送去干净的盐。而且为今人及后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份相当完备、真实的形象化资料。是否如此？自有今人、后人评说。切勿当做小说看！本书的每一回，都写的是真人真事。只是有些人物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原作发表时，即用了代号或假名。此刻，遥望窗外，天色如铅，阴霾沉沉，暴风雪即将来临。回想前几天晚上，还是皓月当空，清辉满地。这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衷心祝福：风雪之后绽春蕾，人间花好月常圆。1992年11月18日于京西八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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