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朝贡”体系及其世界秩序观究

“天下”被古代中国理解成中国皇帝主宰下的，一定普遍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天下”也是中国古人关于世界体系或秩序的概念。中国古人关于世界体系（秩序）的设计是“天下—朝贡”体系（秩序），这是一种以华夏为中心的一元等级性的东亚国际体系（秩序）。自西汉始，中国周代曾存在的“天下—朝贡”体系（秩序）逐渐扩展至整个东亚。作为古代东亚经济、政治秩序的长期提供者，中国是古代东亚“天下—朝贡”体系（秩序）的关键设计者，也在其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古代中国的民族观——“夷夏观”与世界观——“天下观”，二者互嵌而相互包含，并成为东亚“华夷秩序”与“朝贡体制”的理论基础，也建构着中国王朝的对外关系原则。历史上，东亚各国共享儒家“天下”观及“礼制”等级秩序观，这是东亚“天下—朝贡”体制存续的观念基础。就此而论，“天下—朝贡”体系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天下观”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其核心是和谐、和平。朝贡体系是“天下观”在制度上的体现。在古代东亚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或中原王朝，其经济形态长期深刻地影响与决定着东亚国际体系的结构与布局。“天下—朝贡”体系是儒家“天下观”“礼制”等级秩序观建构的产物，但也依赖于物质与军事力量，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力量对比的结果。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中国中原王朝在经济层面的物质力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在军事上，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具有战术上的优势，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则具有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因此，在军事上，东亚国际体系总体上呈一种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及蒙古）之间的二元对峙格局。而当中国或中国中原处于分裂状态之际，东亚国际格局在政治与军事上将会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总体上，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着一种非对称关系，双方通过基于安全、政治及经济利益的考虑与需要而展开策略互动，做出理性而合理的选择，维持朝贡体制的存续。1840年之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与古老的东亚“天下—朝贡”体系相碰撞，从外部摧毁了后者。“天下—朝贡”体系与西方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冲突，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也是中西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中国的“天下”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在文明基础、价值理念、秩序设计、哲学思想及逻辑假设上存在着巨大差异。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西方文明发源地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及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不同的世界秩序观。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着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二元和合”“天道与人道合一”是“天下—朝贡”秩序的哲学基础；“人性本善”“人是道德人”及“仁”，构成了“天下—朝贡”秩序的人性假设；“天下—朝贡”秩序具有实用理性与人文理性的特质。二元论、个人主义及超验理性是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人性本恶”是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人性假设。西方主流世界秩序理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世界秩序理论——都有着很强的冲突倾向，它们分别试图借助权力均势、权力论与世界主义、国际制度及规范建构国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朝贡体系的本质是中国向其他国家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国际秩序只是自己国内秩序的向外延伸而已。近现代世界体系无疑是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及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及制度，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及种族等级体系特征。今日的东亚，中国、美国、日本及东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关系，并伴随着脆弱的“均势”与治理的不确定性，从而阻碍着东亚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伴随着目前东亚一体化进程，东亚共同体建设有必要超越东亚历史曾经存在过的等级性的国际体系，即超越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美国寻求的“门户开放”体系和日本试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体系”。等级性的道德是“天下—朝贡”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在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多元价值并存的现代国际社会，为充分尊重各国权利、个体权利、不同国家之间的平等及个体之间的平等，人类不可能依靠等级道德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在对全球现代秩序的再思考中，“天下观”固然是可资利用的资源，但在利用传统资源的同时，为了发挥它的建设性作用，务必切记它在历史上带来的问题。中国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变量，但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大影响存在着制约性因素。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以及避免中心化的“天下观”叙事与等级化的“朝贡”叙事，是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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