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集

董辅礽先生192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讲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同时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辅礽先生曾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先生于2004年7月30日在美国去世，享年77岁。董辅礽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国民收入平衡论跻身国际学术界，在50年代和60年代，他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道破传统公有制的症结深深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董辅礽先生还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他80年代末祟尚公平效益的社会目标坚定了人们的信念，他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选入本集的文章，主要是按董辅礽先生生前的研究，分类成具有代表性的六个系统或方面，并按大致的时间顺序进行了编辑，以揭示董辅礽先生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并展示其睿智、深邃，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创新、崇尚实践的天赋、品格、治学风范和思想精髓。我们期待本书收集的文章能够基本反映董辅礽先生的经济思想体系和主要内容，以飨读者。平衡增长论 《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是作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誉的成名作，被选为董辅礽先生早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列为本章的首篇。有关“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的四篇文章，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吸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优点，设计出了相互联系的公式，得出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更加雄心勃勃”的“董氏再生产模型”。其核心思想可谓“平衡增长论”。“平衡增长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刚刚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些微冷静下来，但主流思想仍将“力求平衡”说成是“右倾保守”，认为“不平衡”是“革命和进步”，鼓励“留有缺口”的不平衡计划，等等。董辅礽先生的“平衡增长论”就是针对这种思潮的。如果说，前五篇文章是“平衡增长论”的理论基石，《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则是作者在改革开放起始阶段对“平衡增长论”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认为，只要抓住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发端的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的平衡，其他平衡关系的解决就一目了然了。《提高消费率问题》则是作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针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新情况而发表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是其“平衡增长论”的最后延展。所有制改革论 所有制改革理论是董辅礽先生改革思想和理论，也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乃至由此而引发的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导向和影响。董辅礽先生在本章节开篇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发表于中国改革发端的1979年1月，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理论禁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是管理方法的改革，而是所有制的改革；而所有制的症结和要害在于国家所有制，而在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下的严重弊端，一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甚至成为基层一级政权（如政企合一单位），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二是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三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作为行政附属物，与企业资产、企业经营缺乏紧密联系，经济动力和激励不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董辅礽先生还指出农村集体经济采取“政社合一”的所有制形式，将集体经济从属于国家的行政组织，从而具有变相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特点。董辅礽先生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内容，不改革所有制，经济体制各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董辅礽先生在以后的所有制改革文章中，进一步论述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从而阐述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谈到所有制改革将造就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经济体制；大胆提出将小型国有企业改造成个体或私营企业；董先生在所有制改革研究中得出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结论。国有企业改革论 董辅礽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要想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者，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才能实现。他批评只改变企业经营方式不改变全民所有制的观点，不同意当时盛行的两权分离的改革形式，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做法回避变革所有制形式问题，不触及国家所有制，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不能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所以两权分离的承包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这种看法后来被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进入90年代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非常明确地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条件。许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为民营企业、合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谈国有企业改革时也涉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管理国有资产等问题。董辅礽先生的这些理论及改革主张，在推进国有企业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既独立成篇，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反映了作者一贯治学的特点：在注重理论上缜密自洽的同时，更重视从实际中发现和研究问题，达到理论与实际的完美结合。市场经济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浪潮，董辅礽先生又一次站在潮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一传统理解不同，董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公有制经济着眼于社会公平，非公有制经济则与市场竞争相联系，着眼于市场效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又被称为“董氏市场经济公式”。“董氏市场经济公式”再一次体现了董先生对“社会公平”的强调，这与他一贯的改革理念一脉相承。《论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于市场经济改革早期，文章对市场的功能、机制、缺陷等理论问题展开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对市场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常、有效运作进行了探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一文中，作者提出了“董氏市场经济公式”，并结合“董氏八宝饭理论”，一起构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思想；另外，作者还在文中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其他几个关键难点，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深刻剖析，彰显了作者深刻的见解与敏锐的洞察力，文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资本市场论 对于资本市场论题，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方面赋予了极大期望和深入探索。《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一文将所有制和股份制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公有制有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两种形式，股份制就属于公众所有制，是对私有制的一种扬弃。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现实道路上，股份制、股份公司、证券市场以及期货、基金市场被作者赋予了极大的期望。指出证券市场是人们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应加强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作者积累了实际调查、国际比较、投资者利益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为中国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基金市场的规范发展和有效运作提出了众多深刻而又务实的意见。《像对待婴儿那样爱护证券市场》，与作者关于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关键位置、作用的思想一脉相承，该文全面分析了有关证券市场投机、炒股、市盈率等方面问题，指出一切由于稚嫩产生的问题将在成长中逐步克服。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有效发展过程。经济发展理论 董辅礽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开拓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了大量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他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他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中国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他关于制度、传统在发展中的意义、发展的代价、发展的突破口等问题的论述，不同于传统发展经济学，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他还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若干方面。他主张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认为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不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只能实行以内向发展为主的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只注意在城市发展各种非农产业转变到同时注意在农村中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战略。董辅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到战略的高度，并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提出了超越梯度发展的思想。他赞同资源配置要效率优先，但指出东部优先发展政策并不一定总是有效率的，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率提高效果是有时间条件的，随着改革发展阶段的变化，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果也会发生变化。他认为中、西部的发展不应被梯度次序的设计所束缚。在地区间比较优势已经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适时调整政策，加快进行重点西移进程。董辅礽先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述，提出为了使生产是可以持续的，必须注意资源的节约以及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还必须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他在把环境和生态问题区别开来的基础上，阐述了环境保护中的“知”与“行”的关系，并就如何发挥市场作用来推进环保事业提出了新颖的观点。此外，他还深刻论述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民营经济论 董辅礽始终不断地呼吁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董辅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中犀利地指出：“理论是要求彻底的。如果理论不彻底，那么沿着它的逻辑思路追溯下去，很可能否定自己。”正是作者这种“追求彻底的理论创新”的治学精神使其文稿处处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而这些思想的火花将引领读者深刻洞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程背后的种种玄机。针对于“为什么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权宜之计》三篇文稿中，作者以溯源的、思辨的严谨逻辑，清晰指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在随后的《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一文中以及《八宝饭理论》访谈中，作者广征博引、清丝细缕地向读者娓娓道出了“公众所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两个带有“董氏”烙印的理论独创。这是作者的所有制理论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延伸。而《保护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一文则充溢着作者胸怀经世济国抱负、作为“中国私营经济护航人”的拳拳爱心。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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