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岗新闻论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学生）、新闻界我的老战友、老同事，为我从事新闻工作50年开纪念会。同志们说了发自内心的话。我感谢同志们给一个新闻老兵的深情厚谊；同时，也感到惭愧。我的惭愧不是开纪念会才有的，而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了。那时候，我去采访起义的高树勋将军，采访被俘的马法五将军，采访同国民党展开争夺战的战友们。我工作之余颇有一点刺痛，就是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我念书太少，坐下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少。到了解放战争和以后的全国解放，担负中央级报纸的报道责任时，感到了自己后劲不足，才疏学浅，常常悔恨未能充分利用太行山八年抗战时间，把自己的脑袋多充实一点儿。吃后悔药是没有用的。自己多少还有点不甘落后的劲儿，在实践中尽最大努力去掌握形势，体会政策，尽可能多地发挥作用。记得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后跟党中央商量，要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陈述他对时局的看法。组织上让我起草这份电报，字数为2500字，要用高树勋的语言，有点官腔官调，也要用一些古文。给我三天时间。我不知深浅，头一天在古文上咬文嚼字。我虽然念过两年古文，到现在只记得一些孔孟的“语录”，但一参加革命把古文给打倒了，现在要学古、用古，就是“古”不上来。当时，朱穆之、陈希玉和我住一间屋子，我同他们商量，到底该怎么写？他们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是装腔拿调就是了。这时我想，如果我小的时候用点功，肚子里头要有100篇古文，现在就不会太吃力了。但毕竟还是有一点古文底子，就使劲往里面抠。最后，通电写成了，延安新华社一字不改发出来了，还登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重要位置上。高将军见我说，你给我代写的通电，够味，我很满意。听了这话，我心里并不是味儿。这时我认识到，一个不会充分利用时间学习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至少会遇到许多的烦恼。我50年没离开新闻事业，没离开写东西。虽然主要的时间是做的领导工作，做夜班工作，做编报工作，写的大多是社论、评论，但也常常忙里偷闲，下去跑一些地方，匆匆写点东西。1980年代过去了几年，出了5本书，太可怜了。应该不是5本，而是10本、20本。这不是作为一个新闻老兵的忏悔，而是向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中年的同志们提出的一点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一点外交辞令的忠告。我是相信人的能力需自觉开发的。一个人，一生应该是灿烂的一生。生命是要人自觉去开发的。灿烂的一生需要非常雄厚的基础，基础是在尽可能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打得越牢，自己就越能够掌握主动，就能够在形势变化的瞬间起飞，说不定能够成为像范长江那样名扬四海的名记者。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没有把自己开发出来，是个平庸之辈。希望大家以我为鉴得到一点启发。我的结论是一个人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掌握一点安排自己命运的自主权。要探索开发自己的能量（包括潜能）的各种方案。逆境、困难、牺牲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循苟安，无所作为，不求上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阶梯，突破一道又一道的人生难关。在我50年的工作中，有深深感触的还有以下几点：我能够50年坚持从新闻岗位上走过来，应该感谢最初领我走上新闻岗位的前辈们，包括党组织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老前辈。从党组织来说，1935年我在天津汇文中学上高中时候，就与党组织有了联系，我能够有面向社会、研究社会、探索社会问题这点勇气、这点思想，是跟党的启示分不开的。我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活动，参加了社会教育活动和各种学生运动。天津的“一二·九”运动我也参加了。我对于红军，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朱德，对于真理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有了认识。一个人的一生的贡献，就是要为人类做出自己的牺牲。这一思想，使我在一生中受用不尽。虽然我读书不多，但我成为天津党组织和群众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从此奠定了我50年工作的基础。这些同志有的还健在，如程宏毅同志、姚大衡同志、王健同志、纪波同志等，人数不多，但当时我们在天津是一个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集体。天津党组织的教育，同学的互相帮助，使我在1936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道路的目标，并一生为之奋斗。我要记住两个人，是他们把我领进新闻界的。一个是罗隆基先生，当时他在天津主持笔政，每天为《益世报》写社论。他的社论有抗日的激情，有反抗敌人的呼号。1936年敌人曾放出风来说，如果他每个星期仍然去天津的青年会演讲，就要暗杀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每个礼拜都要去青年会，看罗先生是不是还去演讲，看敌人是不是要暗杀他，看暗杀他时我能不能助罗先生一臂之力。他写的抗日的社论，宣传正义。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可以作为我的榜样的。另一位是《益世报》社会服务版的主编吴秋尘先生。我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要求是向他提出来的。接到我的信，他找我去。当时吴先生并不信任我，但还是接见了我，鼓励我试一试。我写好以后，发表第一篇通讯的时候，他加了编者按，肯定了我写的东西。吴先生是我最早的新闻老师。他曾带我去看了“粥厂”。去看时，我想，“慈善”家会给穷人喝粥，穷人可以苟延生命，总比倒毙街头好一些。但到里面一了解，发现那里面有很大的剥削：“慈善”家给粥里掺大量的水，还掺了沙子，使我看到了“慈善事业”里面也有一点伪善性。吴先生说：“你应该写一篇”。以后，吴先生经常鼓励我，要我多写文章。他说：“现在多写，是为了给将来写好打基础。你写的东西我很喜欢，因为没有旧记者的味道，笔调清新。”后来，日本人通缉我，党组织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走了，来不及同吴先生告别。前几年，我去天津，《天津日报》研究《益世报》报史的同志告诉我，因在日本占领时期《益世报》有些问题，跟吴秋尘有多大关系似乎也没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后来被打成了“右派”，送到东北劳动，死在东北。说明我50年新闻工作的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这两位先生，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不管怎样，我不能忘掉历史，忘掉影响自己成长的前辈。我永远怀着对他们的感谢和敬意。在我50年的新闻工作中，起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我在1930年代就认识了革命前辈薄一波同志。1936年我到了太原，薄一波同志当时是党的负责人，他是代表党同阎锡山合作主持山西抗日运动的，也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老革命。他的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的领导艺术，我很敬佩。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办公室。我和我的战友纪雨秀同志一块去见他。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CP（即共产党）还是CY（共青团）？”我说：“我是相信真理愿意为真理奋斗的人。”听了我的回答，他笑了起来，然后他就谈到我的名字，说：你的名字“安”字是原来的，“钢”是后改的。我说：“是。”他问我原名叫什么，我说叫安正元。他说你的名字“钢”，对山西的上层人士有刺激作用。确实，我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以后，把“安正元”改成“安钢”的。一波同志说：这个“钢”俄语读音为“斯大林”。“斯大林”就是“钢”。有的人知道你的名字的背景，会引起人们对你的不必要的注意，这样不利。他就把“钢”字改成了“岗”。就是我现在的名字。我曾问一波同志：“阎锡山能不能抗战到底？”他说：“听其言，观其行。从现在看，出于各种利害的考虑，他愿意抗日，我们跟他合作抗日。但不能保证他能和我们合作多久，时间是算不出来的。”纪雨秀同志问他：“抗战是持久战。大概能战到什么时候？”一波同志笑了笑，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我们能够算到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但不能算到什么时候战争能够结束。”刚到太原，我是在“民众训练团”的一队（这个团共五个队）。一队都是平津来的大学生，分两部分人，“民先队”和进步青年，这是大多数。另一伙人是“蓝衣社”的。由于生活很苦，蓝衣社的大多是公子哥儿，坚持不住，大部分人很快就走了。这就形成了我们党的和民先队的优势。当年的老大哥、老战友有刘有光、王鹤峰、严佑民等同志，都是老革命。刘有光是一队的工作员，我们彼此关系很好，我当时也是民先队的负责人。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有人小声叫我，我起来一看是刘有光。他告诉我：宋哲元逮捕你的通缉令已到了太原。一波同志要我转告你，山西会保护你的，你知道就是了。听了这话，我没有任何不安，我相信在山西有党，有民先队，有好的形势，宋哲元的通缉令是不会发生效力的。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初。我要讲一讲50年来我的过失。我个人没有犯过政治错误，但我确实感到在几件事上有着教训。在“左”的路线下，一个人能不能顶住“左”，能不能对错误倾向有点警觉。这是对一个人政治品质的考验。我经过几次考验：在整风运动中，我在张磐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的整风运动没有搞当时流行的“左”的残酷斗争那一套，团结了同志，这是好的。但是，为了对付上面的“指标”还是用了一些“左”的办法，而且是可笑的。比如，内战一开始，我跟随刘邓大军从太行山下到平汉前线，连我一起是三个人，这就是晋冀鲁豫前线总分社，我是新华社的特派记者，张连德同志是报务员。在整风运动中，有人给张连德同志写了一份“爱护材料”（这是一个被打成“特务”的人被逼不过，胡乱瞎编的“材料”）。这份“爱护材料”转到我们整风班。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件事，但因在运动火头上，对上边要有个交代。知道是好人受连累，不能采取其他地方“残酷斗争”的办法，但为了给上边交账，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大家想办法，有人想出了一个“选举特务”的“对策”，大家选举张连德同志为“特务”。连德知道是逢场作戏，但对为什么选他，是不服气的。解放战争时，我奉命到前线，就带上连德去发报，我选他是因为他是可靠的好同志，又是业务上的好手。他问我：“我的‘特务’帽子怎么办？”我说“我心里有数，历史会证明你是好同志。”我们两人合作得很好，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时间越长，我越敬重他。他是多面手，业余爱好很多。他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来成了跑司令部写战报的优秀记者。这么一个同志，当时用应付“左”而不能不用“形左”的办法交了账。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对的。它至少使连德的心受了委屈，我向他道了歉。整风班没有残酷斗争，但一切“左”的表现，我都负责。我们自己没整一个人，但外来的“爱护材料”很是厉害，我们不能够到各地调查，没有办法。对人的政治问题，由整风班“审干小组”负责，凡是有“爱护材料”来的，“审干小组”都要处理。“文革”后才知道，对有的同志“爱护材料”，都放在本人档案里。抗战胜利了，前方要人，整风班不整了，大家都去了前线和后方，大批干部南下了，很多档案里夹有“爱护材料”的同志到前方开展工作，都担任了领导。“文革”中，一翻档案，夹有“爱护材料”的这些同志挨了整。天天有人找我做调查，这时我才知道这件事。凡是找我证明的，我都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为同志们做了结论，说明“爱护材料”是假的，都是逼出来的。受冤枉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我愿意借此机会向这些受委屈的同志表示我的歉意。反右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也是系党总支委员。许多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鸣放”，在“鸣放”时，争相发表意见，大家的意见我看都是正确的。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提意见（有的不过说了一两句支部书记的缺点这类的话），是大好事。即使不准确，也应该允许和欢迎。可是很多好同志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开会确定“右派”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保护一些同志。但是，我却没能使一些同志幸免于难。当时最坏的是上级定指标，搞攀比，一刀切。我们当时应该顶住并向上反映情况，据理力争，实事求是。我们不搞运动，不去攀比，情况就会好得多了，我们没能做到。在大气候下新闻系是个目标，躲不过去。对此，我作为系主任，保护好人失职，应负一定责任。我要再一次向这些同志道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还没有提出拨乱反正的时候，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向我提出各自的问题，我根据事实，协助党组织为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做了我应做的工作。今天，在座的有陈敏同志。她是我们新闻系的同学，是一位热心肠的好同志。当时受了冤屈。她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前，她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个很活跃的地下党员；在新闻系上学的时候，依然很活跃。因为活跃，惹得个别人不高兴。凡是受冤枉的人都受到飞来的横祸，祸根在领导的“左”倾错误。记得一次我去济南，在火车站看到了陈敏同志，她可能是去下放劳动。我当时很矛盾，作为师生，我们应该打招呼，我也打算把我的看法说给她，也想了解她的遭遇。当时不知道她看到我没有，一闪而过。我终于没鼓起勇气同她说话。我看见她身边有好几个人，怕给她带来麻烦，同时也怕给我自己惹来麻烦。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留下阴影。一个献身于自己所信仰的真理的老党员懦弱了！这种懦弱行为引起我内心的不安。正因如此，三中全会后，当有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时，我就下决心为我们新闻系中受到“右派”这种错误待遇的同志们平反。说到当时的反右派，我认为不完全是新闻系党总支的错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造成许多错误，这不仅是一个基层组织的问题，而是党的问题。当然，处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在执行错误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减少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的。不是有的部门就没有打一个“右派”吗？共产党员之所以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他的头脑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无畏无私的革命精神。盲目执行一切决定，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负责。有些人办事唯上不看下，唯自己安全不顾别人死活，甚至恶性膨胀，只要自己做官，不管人民疾苦，唯权是问，唯利是图，唯官是保。这样的党员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恬然自乐，如果遇到大风大浪，将何以自处？到了反“右倾”运动时，我在人民日报社又遇到一次小风浪。当时参加一个会，从庐山上出的题目，让大家“鸣放”，也就是“钓鱼”。一些同志发表了意见，要求我们的党改善工作，改变工作作风。这些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但不料很快就被与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挂了钩，说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在庐山上有，人民日报社也有”。会上，有人就提出开除那些提意见的好同志。这几位同志知识、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在解放区时，工作很出色，但遭到个别人的“偏爱”。有人总想把他们作为“异己”开除出党，运动一来，他们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由于我受到了“反右”的教育，在会上，我同想整人的人进行了争论，使被害人的受害程度和被害者的范围缩小了一点。“文革”十年，我没有给自己戴“走资派”的定性帽子。姚文元、陈伯达一伙对我的批示中说：“此人只能做一般工作”，“长期考察”，也就是说是个“控制使用”分子。我觉得自己很主动。我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听到林彪事件传达，我自己买票回到北京，不再去干校劳改了。后来在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工作时，曾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出专刊。姚文元看了，说我是“反革命”，让我到唐山地震灾区“锻炼”。在我装病不上班的时候，报社的“四人帮”代理人又几次催我到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由迟浩田同志率领工作组进驻报社，一天晚上通知我去开会，要我工作，我也就欣然从命了。在我从人民日报社调经济日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份对我的评价性的材料，内容是两条：一是思想政治路线是好的；二是想得多，干得多。没有明说的话是：“异想天开”，“不务正业”。这顶“不务正业”的帽子，我已戴了几十年，越戴越觉得舒服。想得多总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强一点。干得多，无非是要把我们的事业扩大一点。“不务正业”的实例是很多的，比如办《市场报》。因为《人民日报》不能用很大的篇幅报道市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信息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有一种刊物专门反映市场经济是很有用处的。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支持办《市场报》。上午我们送了样报，中午批示就发回来了，还说：“办好后还可以外销。”把眼光转向商品经济、转向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好，都是正经的事情，怎能说是“不务正业”呢？再一个就是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新闻系，也说是“不务正业”。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迂腐得好笑了。新闻研究是应运而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办报的要求，对我们新闻事业的拨乱反正和扩大新闻队伍是迫切需要的。我认为，新闻研究所应该成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报纸从办学中汲取活力和新鲜血液的基地。无论是新闻理论上的研究，还是干部的培训和后备力量的培养，办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新闻系都是正业。当然，我也有听起来荒唐的想法。我去张家口，在一座大山里，认识一位姓张的支部书记。他们向香港出口活牛。到了口岸，牛都健壮而无死伤。村子很穷，但办了一所很好的学校。我同他们成为朋友。那个地方羊很多，我建议他来北京开羊肉铺、羊肉饭馆。我曾对报社管行政的同志建议，能不能把人民日报社的后墙打开一段，让那个村的活牛、活羊和做牛羊肉的师傅到北京市场上显显身手。我的话大概被认为不务正业，没得到一点反响，我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不务正业”的例子还有。我认为，一个记者，凡是他的视觉、听觉、嗅觉所能及的地方，各种五花八门的事物，各种问题，在他的脑子里都应当作为客观世界的事物而有自己的反映，该写的写出来，该做的做出来。新闻机构和人员的职能应当是开放的。外向型的职能发挥得越多，报纸就办得越好。新闻事业摆脱官气，要有多方面服务的本领。不这样，报纸就死气沉沉。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编报写文章，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寻找生活激流中千变万化的真实的现象，用以提出问题、总结经验，促进人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就是想得多，想多做，但有时却缺乏审时度势，有时激情有余而量力不足。我有时也缺乏民主作风。“一言堂”不好，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摆对。在办报方面，我听到上边的意见，同时也听到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作出宣传报道的决定。这种总编辑负责制不是“一言堂”，我认为这个“言”不是个人的“言”，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而形成的“言”，由此可以形成报纸自己的特色，树立报纸的权威。对于同志间的关系，我往往商量不够，耐心倾听也不够。我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改正它，当然我不想“谦虚”过分。正确的就应该坚持而不必否定掉。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掉，该坚持的东西，要敢说敢谈不要躲躲闪闪。我感谢同志们在50年工作中给我的帮助、关怀和指导。我们彼此倾听着彼此的心里话，友谊是我坚持工作的动力。我对一些同志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或有什么不周到之处、伤害之处。我愿意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把我的缺点尽可能多地纠正过来，不必带到八宝山。任何不愉快的过去，都变成愉快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欢乐，充满情趣和友谊情长。有人曾说：“安岗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我弄不清楚各打五十大板的事实根据。这是一种做人的工作的奇特的辩证官腔。我相信对事对人主流支流的分析。有什么缺点不指出来，不是帮助人，而是打棍子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官腔并不足以吓人。用主观偏见看问题以至待人，用一言给一个同志一生定性的那种时代应该过去了。长期整人运动、十年动乱，现在还不应该痛定思痛吗？我恳请我的老同志、老同事、老同学，在我人生的最后一段光阴中继续爱护我、监督我、关心我。现在我已到古稀之年，有生之年我还想量力而为，为社会、为我的母亲——抗日老根据地办点事。我愿同大家一起为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多开辟一些社会主义大事业的路子，为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我们可爱的伟大的人民，再做一些有益的事情。1986年，退出《经济日报》领导岗位之后，我着手从事开创中国公共关系的事业。三年过去，一个公共关系热潮随着开放、搞活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正在全国一些地区形成。我在公共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我们时代的新天地。反映人的交往的不仅是政治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不仅是上下级关系，更不是阶级关系，它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的领域是千姿百态、层次万千的。这是人学，是人的交往学。它以思想、理解、感情的交流和互相合作为基础，作为一种人间美好的友情来推动安定、团结、进步、发展和合作。我在过去三年多的公共关系生活中，结识了一批又一批在过去五十年新闻生涯中不认识的各方面的朋友，接触了许多新生事物，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痛感我这个新闻老兵自己精神状态和生活、工作领域的封闭性。一个人，特别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害了封闭性的病症对身心健康是很不利的。我悟出了一个极其浅显但却几十年不大理解的道理：人（当然也包括我）要天天生活，衣食住行，无不取之于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是没有的。人是不能离开社会公共关系而存在的。在现代社会，也是不能离开地球上各个方面的公共关系而存在的。在“左”的封闭的状态下，我们用绳子、框子、棍子封闭自己，阻挡四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发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坐井观天、无知落后，难道不是对一些在全国开放中停滞不前，同先进地区差距拉大、工作不创新、不进取、有着这样那样保守思想的人的写照吗？治病的一个药方，就是到普通人中去，到自己所管的那些部门的同志中去，到中外商人中去，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到三教九流中去，同人们建立公共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自由的关系。改掉封闭积习，建立人与人的新关系。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可以使人思想大开，精神振奋，找到摆脱苦恼和困境的各种好意见和好办法。公共关系的启示，又使我看到世界各地华人的世界，看到国际上外国朋友的世界，我们正在为他们服务。这种服务，将使中国人得到友情和应有的相互尊重。听一些老同学（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初创期的学生）谈，大家要在纪念会后为大家的发言出一本小册子。我希望不要让我“带这个头”。比起许多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老、贡献比我多的同志应当礼让三先。像刘尊棋、赵超构、萨空了、顾执中等同志，应该先给他们出传记册子。当然我们还应该早一点写出“范长江传”、“邓拓传”、“王芸生传”等等。新闻界是一个大世界。许多人物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着为新闻献身，新闻道德品质的不朽光辉。他们都是时代的开拓者和歌手。无论是过世的还是健在的，我可以为他们拉出一个不少于一百人的名单。组织力量为他们写传，是我晚年的一个志愿。谢谢大家。祝在座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同学和一切到会的朋友健康、快乐、奋斗、长寿。写于1986年（原题为“感谢友人鞭策——在从事新闻工作50周年会上的发言”，载《安岗新闻工作5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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