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

防空是人类战争从地面、海上到空中不断发展和升级的产物。在世界范围内，防空被列为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从那时一直到现、当代的战争中，由于空袭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防空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就自然显现，各国对于防空表现出了越来越重视的趋势。“无空防即无国防”，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经历了日本空袭以后中国国内有识之士得出的结论，国民政府也由此开始了对防空的重视，并根据当时的国防需要开展了防空建设。由于国民政府防空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防空建设的起步阶段，对其加以系统的研究，既是深化抗日战争史和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史研究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总结其经验教训，会对我国现代国防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学术界关于防空的界定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大类。积极防空主要是指空军和地面高射炮兵等通过在空中和地面截击、摧毁等手段，干扰敌方空袭兵器，其目标一方面是通过积极作战直接将敌方空袭兵器摧毁于空中，使其难以实施空袭；另一方面是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通过阻滞、干扰敌方空袭兵器，尽可能削弱其空袭的力量，或者破坏其预定的空袭计划。消极防空是指以实施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的防空，其目的在于将敌方空袭造成的损失和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通常其内容包括在民众中普及防空与防护知识，修筑防空工事与设施，有组织地疏散和隐蔽人员和物资等措施。上述两类防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整体，不过由于积极防空涉及航空和空中作战，在一般的航空史或军事史研究中往往容易受到关注，相对而言，积极防空中由地面防空部队实施的对空作战常常容易被忽略。至于消极防空，虽然涉及政府的应急以及对民众的动员机制问题，但在既往的社会史和军事史研究中还相当薄弱。因此，从整个防空视角全面梳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研究现况对于推动防空的整体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一 民国时期有关防空的宣传与研究防空本身是航空的产物，人们对防空的了解是伴随着航空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而逐步获得的。中国的航空宣传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5月创刊的《航空》（后更名为《航空月刊》）杂志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宣传刊物，该刊在介绍世界各国航空发展历程的同时，自然也涉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的防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世界范围内航空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内航空知识的宣传与普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门的航空杂志也日渐增多，影响较大的有国民政府航空署编辑委员会发行的《航空杂志》（1929—1944年）、航空学校编译处月刊编辑室发行的《航空学校月刊》（1932—1935年）、中国航空协会画报社（上海）发行的《航空画报》（1935年）以及全国航空会议秘书处编辑科出版的《航空会议日刊》（1931年）等。这些期刊在重点宣传航空知识、介绍空军建设和民航建设以及相关国内外信息的同时，也有部分内容开始触及了防空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日军对中国锦州的空袭以及“一·二八”事变期间对上海及周边的杭州和苏州等地区的空袭，不少军民死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国人对于“空袭”和“防空”有了更为直接的经历和感受。此后专门开展防空宣传的期刊相继出现，代表性的有设于杭州的防空学校出版的《防空》杂志、国民政府航空署情报科发行的《航空杂志·防空专号》（1934年），此外还有《防空军人》《防空月刊》《防空画刊》等。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各项防空事业的开展，当时一些其他的报刊也开始关注到防空问题。1932年杨哲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都市防空问题检讨》，此后该杂志以及上海的《申报》常刊有类似的文章。这些期刊和报纸所刊的文章主要是向军人和民众进行防空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初步起到了防空教育的启蒙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有关防空的各类出版物也空前增加，这些出版物多数是军事部门编写的防空训练教程，代表性的有谌国钧所编《空军与防空》（军事编译社1933年版）、南京宪兵司令部宪兵杂志社编《国民防空准备》（1933年印）、陆军第一〇五师高射炮队张伟斌翻译的日本防空著作《国民防空》（1934年印）、航空委员会第一处第三科编《国民防空常识》（1934年印）、傅德雍编《国民防空常识图说》（军用图书社1935年版）、杨杰编《军事防空指导要领》（军用图书社1935年版）、蔡继伦等编《民众防空应有的常识》（军用图书社1935年版）、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编译《轰炸对防空》（1935年印）、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防空汇展》（1935年印）、杜煐编《防空之方法计划与实施》（新绛军学图书馆1936年印）、汪仁候编《童子军小丛书——防空》（1936年印）、赵启田编《防空建筑学》（军事委员会防空处1936年印）、赵炳坤和刘炳炎编《民国二十四年度京杭镇联合防空演习记事讲评》（军事委员会1936年印）、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编《日本陆军读本》等。以上这些防空普及著作基本上是在翻译欧洲国家和日本防空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了对防空问题的系统学术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卓献书所著《战时国土防空之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该著全面地研讨了防空的各个领域以及对战时防空的一些设想，同时也大量介绍了欧洲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防空实践；王柏龄所著《积极防空》（正中书局1934年版）则主要是按当时的积极防空概念进行了有关防空的理论探索。此外，相关的著作还有刘佐成《中国航空沿革纪略》（飞行杂志社1930年版）、邹文耀《空袭与防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于卓《防空之研究》（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1936年印）等。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在中国各地频繁实施空袭，防空问题更是受到军方和学者的重视。1938年由张裕良所著《抗战与防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探讨了防空问题对于中国抗战的独特作用，同年由郭长禄所著《论日机轰炸我国之违法》（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研讨了19世纪以来国际法中对于“天空轰炸”的若干禁止规定，他针对当时日本朝野所坚持的空袭“合法性”立场，系统地论证了日机轰炸我国在国际法上的违法性。抗战进入中后期，国民政府军方对前期的防空实践也不断加以总结。1939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专门组织力量编写了《空军沿革史初稿》，对战前的积极防空建设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1940年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有《空军抗战三周年纪念专册》（西南印书局1940年版），该著主要从积极防空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空军作战的经过和取得的战绩。设于贵阳的防空学校编印有《抗战中地上防空部队之战绩》，对抗战三年半以来中国地面防空部队的建设以及对日作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同年由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编辑了《防空节特刊》，该刊特约后方各省的防空司令撰稿，将每个省区1940年以前的消极防空业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回顾，虽然当时处于战争时期，这些资料中的有些数据和地点不宜公开，但仍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从1940年开始，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每年编印《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详尽地罗列每年日军空袭的具体情况和中国的防空战绩与教训，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1942年由“中训团”编印的《防空讲话》则根据重庆防空司令贺国光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的讲演辑录而成，该书介绍了防空的地位以及各种防空知识与防护技能，对于我们了解战时国民政府防空官员防空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1945年4月，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的黄镇球著有《中国之防空》（铅印本），对“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国民政府从防空决策、防空人才的培养、抗战前的防空演习和训练以及若干防空战役等多个方面进行回顾与总结，该著作既有对于防空的学理上的探讨，同时也是一部研究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史料集。抗战胜利初期，中国的空军出版社编印了《防空的过去与展望》（1945年11月），它汇集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从不同角度所写的回顾与理论探讨。此外，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的《中国空军》、梁又铭编的《中国空军抗战史画》（正气出版社1947年版），均涉及了对日空战等积极防空的方面。由上可知，无论是在战前、战争期间或者战后，军界和学者关于防空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不仅有学理上的探究，更注重学理在实际防空中的应用，可以说中国的防空研究是伴随着残酷的战争逐步发展起来的。二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史料整理与研究（一）史料整理与宏观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虽然未专门就战时的防空开展系统的史料整理，但在不少有关民国史的综合资料中都涉及了防空的内容，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19）》（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11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均不同程度辑录了部分防空史料。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相继整理并刊发了一些与战时防空有关的史料，如徐琰、陈钢《国民政府筹备抗战档案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马振犊《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马振犊《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乙案）》（《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戚厚杰选辑《1933年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等。上述史料虽不同程度涉及了国民政府战前和战时防空的部分内容，但相对而言还比较零散，难以看出国民政府战前和战时防空的整体情况，如比较重要的空军建设和防空建设计划，防空处军事报告以及航空委员会、各省防空司令部的军事报告等内容，还有待于进行系统的整理。由于防空建设事关航空，因此关于战前和战时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相关史料在有关航空史料的整理中也有一定体现。这些资料主要有《航空史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编《航空工业史料·近代史专辑》（第1—9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中国空军史料》各辑等。就有关防空的学术研究而言，专门论及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著作很少，主要是一些航空类的著作或空军战史中部分地涉及了积极防空的内容，这些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姜长英著《中国航空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姚俊主编《中国航空史》（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唐学锋著《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华强等著《中国空军百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应明等著《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曾景忠等编《血色长空——空军抗战与抗日胜利纪实》（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李树山、王叶红著《中国空军战史》（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高晓星、时平著《民国空军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马毓福著《中国军事航空》（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渠长根著《笕桥中央航校史话》（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等。从军事学的角度涉及防空史的著作有部队院校的学者钟明范编写的《防空百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该著作重点是从防空实战的角度对中外百年防空进行了研究，但对抗战时期的中国防空着墨较少。就发表的研究论文而言，涉及国民政府积极防空的成果主要限于中国空军的对日空战等内容，代表性的论文有董栋《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战场述评》（《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王德中《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航空工业》（《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李玉贞《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战》（载杨天石等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等。大体上来讲，以上论著中对于国民政府战前的防空建设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建立空军首先是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进行内战。其他方面的国防准备也根本是仓促建立的，谈不上计划。华强等：《中国空军百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民政府在战前随着“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的上升，事实上在多个方面已经开始了各项国防建设，并取得重要成效，其中空军发展计划的制订以及飞机制造厂的设立等均可说明之，特别是后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上的壮举”王德中：《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航空工业》，《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第44页。。对于积极防空——战争过程中国民政府空军的作用，学界则多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空军抗战打破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梦想，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支持了地面部队的作战，完成了防御和反攻作战。华强等：《中国空军百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19页。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考察战前和战时国民政府的各项防空建设举措，在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古琳晖《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防空建设述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该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对锦州、上海等地实施的轰炸，国民政府开始将防空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组建防空机构、发展防空部队、筹办防空设施、开展防空宣传、组织防空训练等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努力。但国民政府的防空建设属于“临战应急型”，由于其筹划不够周到，投入也十分有限，尤其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大地制约了防空建设的效果。古琳晖的另两篇论文《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空袭与中国反空袭斗争》（《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和《抗战时期中国地面防空部队探略》（《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分别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的防空举措以及战时地面防空部队的战绩，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及反空袭斗争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谭备战的《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防空建设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考察了“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各项防空准备，认为战前的防空准备对战争初期减少国力损失和人员伤亡具有积极的贡献，在防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外，肖玉山《民国（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众防空袭》（《理论观察》2005年第6期）对中国抗战时期民众防空建设的起步、组织机关、防空准备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并给予较高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防空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二）有关防空的区域研究战前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重心是东南沿海地区，而其中作为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南京更是最早建立都市防空体系的城市，因此，对战前南京防空建设与战争初期防空成效的研究还是较多地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有《南京人民防空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从南京防空的组织机构演变、战前的防空布局与设施、防空成效等多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战前南京的各项防空建设内容。赵华能《南京沦陷前的防空准备》（《民国春秋》2000年第6期）、程开俊《从无到有的“首都南京”防空网》（《钟山风雨》2000年第1期）、王作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文史博览》2005年第5期）都是对1934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首场防空演习所做的专题研究。经盛鸿所著《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则以较多篇幅研究了日军空袭南京引发的中外媒体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武汉沦陷后，这一地区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重点，是中国各地蒙受空袭损失最多的地区，因此有关西南地区的日军空袭与国民政府的防空问题频受重视，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在研究著作方面，主要的成果有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重庆文化局等单位编写的《重庆大轰炸图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李金荣、杨筱著《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重庆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潘恂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以及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层面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展示了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和当地防空的情况。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学术论文也非常集中，而且角度各有不同。张守广《重庆大隧道惨案始末》（《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4期）认为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城市平民历次空袭中制造的重大惨案之一，惨案发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日军对重庆平民有预谋的长时间疯狂轰炸。唐润明《新材料、新视角下的重庆大轰炸新研究》（第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会议材料，2009年未刊稿）对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各种观点特别是死伤人员的数据进行了新的考订。在有关日军空袭暴行的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关于日军在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民间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细菌战、化学战，强征慰安妇等暴行提出了向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要求，2006年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也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关于战争赔偿的诉状，由此提出了无差别轰炸的战后索赔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为民间对日索赔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持，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易霞的学位论文《二战无差别战略轰炸及其遗留问题》在考察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过程和受害损失的基础上，重点结合战后民间对日索赔形势，从国际法角度对重庆大轰炸受害索赔进行了法理分析，认为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们通过诉讼方式提出的索赔要求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战争，共同努力限制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汪荣在《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重庆师范大学》2008年第1期）中指出，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于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陈长河《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组织概述》（《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1期）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组织及其活动开展情况。温贤美的《日机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和重庆的反空袭斗争》（《天府新论》1994年第4期）从日机对重庆轰炸计划的出笼、轰炸罪行及重庆人民反空袭斗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杨光彦、潘询的《论抗战时期重庆反空袭斗争的地位和作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分别从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以及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论述了重庆反空袭斗争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王显乾在《抗战时期陪都人民的反空袭斗争》（《重庆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中再现了重庆民众卓有成效的反空袭斗争。谢赐余、白忠祥《论重庆大轰炸的当代启示》（《理论学刊》2009年第7期）在考察重庆大轰炸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启示：掌握制空权是确保战争胜利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要努力增强国防实力，加强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更重要的是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努力搞好当今的城市防空工作。除了重庆，对于整个四川地区防空的史料整理与研究也比较多。刘景轼《我参加抗日防空工作和查实击落奥田大佐飞机的亲历》（《成都市文史资料选集》总第12辑，1985年）、余止沉《对抗战时期四川及成都市防空的回忆》（《成都市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1985年），分别以其当年四川省防空协会的指导员和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参谋的亲身经历，对四川省防空机构的演变和防空工作做了回顾。姬涌《抗战初期成都的防空工作》（《成都市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1985年）、龚克和刘言《曾经的伤痛难泯的记忆——抗战时期的成都人口疏散情况》（《四川档案》2005年第3期）都是具有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对于我们了解当事者的感受，进而得出理性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研究方面，张洁梅、李泽民《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轰炸四川始末》（《四川档案》2005年第3期）根据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对日机轰炸四川的时间、地区、密度、航线、日机架次、损失情况等做了初步统计和分析。徐勇的《日军对自贡井盐基地的轰炸与中国的防御》（《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主要论述了日本“盐遮断”轰炸行动的目的和决策以及具体的轰炸情况，同时也考察了国民政府的对策。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黄辛建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防护团研究——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重点研究了防护团的组织、人事和经费以及团员构成、训练与抚恤，认为防护团从产生起就和抵抗侵袭结合在一起，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吴毅强的《抗战时期成都市防空建设述略》对四川省防空协会、成都防空指挥部以及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三个时期的防空进行了论述。在西南地区中，日军对贵州、云南的空袭以及当地的防空也是当地史学工作者重视的一个领域。邓德礼《抗战初期的贵州防空》（《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总结了抗战前期贵州防空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认为战前防空准备不足是造成贵州平民伤亡的重要原因。秦坤的《贵州抗战损失初探》（《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9期）虽然是全面探讨贵州抗战损失的研究论文，但还是着墨分析了贵州遭日军空袭的损失。沈德海《从二四轰炸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5期）重点记述了日军1939年2月4日对贵阳进行轰炸的具体史实。在其他地区的防空研究中，张泰山《武汉会战前的湖北防空建设述论》（《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考察了武汉会战前湖北军政及社会各界对防空建设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湖北防空建设所采取的措施，并在肯定湖北防空建设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曾庆榴、官丽珍《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对日机轰炸广东始末及其对平民造成的惨重灾难做了考察。王艾邦《抗战时期甘肃防空及救济组织机构概述》（《档案》2005年第2期）分析了抗战时期兰州作为苏联援华物资中转站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遭遇日军空袭的情形，进而对甘肃防空和救济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进行了梳理。黄正光、袁成毅《抗战时期的浙江省防空》（《浙江档案》2012年第3期）对浙江省战前与战时的防空举措进行了探讨。以上这些区域防空史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战时中国防空的内容，展现了各地防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进一步深化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三）台湾地区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国民政府战前和战时的防空建设问题在战后也受到台湾军界和学界的重视。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台湾“国史馆”曾根据其典藏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和交通部等档案编过《航空史料》，其中包括中国航空会议筹备、中国飞行社的创立、中国航空公司的筹备过程、航空法的立法情形、民航局的成立经过、中方人员赴美接受民航技术训练、中国各空军机关的演变、西安事变对西北航空运输的影响、抗战时期和战后的航空建设以及陈纳德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战后协助重建等内容。此外，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蒋纬国《抗日御侮》、何应钦《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等都有很多相关防空特别是积极防空方面的史料。在研究著作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所编《防空抗日战史》（1953年印）、刘俊《空防与国防》（台湾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黄镇球《防空十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编印《空军抗日战史》等。除上述著作外，涉及战时防空内容的还有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李天民《中国航空掌故》（“中国”空军出版社1973年版）、王正华《抗战时期的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等。在学术论文方面，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有不少重要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惠民《四十年前话防空》（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张明凯《抗战时期的地面防空》（载《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刘维开《空军与抗战》（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赵冠球《抗战中的防空》（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等。在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中，对于战前和战时中国空军的作战、地面防空部队的作战评价都比较高，个别研究者也开始尝试防空研究的新领域，张瑞德在《在轰炸的阴影下——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空袭的心理反应》（载林丽月编《近代国家的应变与图新》，台湾唐山出版社2006年版）中关注了空袭对于重庆民众日常生活包括消费习惯、社会习惯的影响，空袭对于重庆民众心理的短期影响，空袭的威胁对于重庆民众心理的长期影响等，这对于我们当下开展的防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国外学者关于战时中国防空的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其研究的领域一般多集中在重庆大轰炸。前田哲男所著《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王希亮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在东京防卫厅战史室图书馆查考了大量《战史概报》和《战史详报》中关于大轰炸的记录，他从“工业时期战争的屠杀形式”这一视角出发，分析了“从空中杀戮和从大地抵抗两者交织”的特点。作者认为翻开这种杀戮的第一页是日本对重庆的城市轰炸，从此时展开的空中轰炸，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重庆轰炸具有世界意义。此外，作者的另一部有关重庆大轰炸的著作《重庆大轰炸》（李泓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小林文男所著《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也都是国外学者研究重庆大轰炸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新的参照。从以上相关的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现况来看，虽然学界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国民政府防空建设这一领域整理了一些史料，并开展了若干研究，但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国民政府战前全面的防空战略部署和战争过程中的防空战略调整研究得还不够充分和系统，未能形成一个有关防空建设的研究体系，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加强对这一问题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第二，从战时防空的区域研究来看，对东南地区的南京、西南地区的重庆和四川等地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探讨得也比较深入，相对而言，对其他区域战时防空的研究还不够多。第三，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较多地关注到了国民政府积极防空的一面，特别是对于中日之间的空战，有不少论著已经研究得非常微观，相比之下，对于地面防空部队的防空以及消极防空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很多论著还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事实介绍，缺乏学理层面上的深入分析。第四，由于日文资料缺乏或利用不够充分等原因，对于实施空袭的主体——侵华日军陆海军航空部队的决策、实施，目前学界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弱。总之，关于国民政府防空建设的研究仍有待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和军事史的学者作出更多的努力。基于以上对国民政府防空建设学术史的初步梳理，本书的宗旨是力求基本上围绕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个方面，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国民政府战前和战时有关防空建设的各项举措，分析其成效与得失，尽可能作出客观的评判，其研究的视角既不专于航空史，也不限于军事史或空战史。虽然其中的阐述难免会涉及这些方面，但尽可能做到详人所略，避免重复性的劳作。考虑到战时的防空涉及全国很多个省份，要全面展开论述显然也难以做到，因此只能对不同时期一些防空方面有代表性的省市略加展开，其他的地区不一一详陈。在资料的使用上，首先立足于对已刊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外交资料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史馆”以及部分省市的未刊档案资料，尽可能做到各方面史料的互相印证，至于研究的方法，仍恪守学界传统的治史之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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