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

当今，数字信息技术正在悄然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在人们为信息通信技术（ICT）带给人类的福祉高唱赞歌之际，欧美学界却有一批学者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以数字化时代人类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为切入点，高高举起了批判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大旗，剖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跨国ICT资本不仅剥削雇佣劳动而且剥削非雇佣的无偿劳动的生产方式。其直接原因在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这些学者再度反思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缺陷。本书以国外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理论）分析数字化时代的霸权劳动形式“数字劳动”的成果为对象，并对其进行历史维度的梳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再审视，力求客观、科学地展示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研究成果。国外学界最早关注“数字劳动”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著名学者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之后，相继召开了主题为“数字劳动者：工人、作者、公民”（2009年10月）、“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2009年11月）和“数字劳动：血汗工厂、罢工纠察线、路障”（2014年11月）三次学术会议。2013年，英国开源学术期刊《传播、资本主义和批判》（以下简称3C）发出征集主题为“全世界哲学家团结起来，理论化数字劳动和虚拟工作”的征文通知，一年后，3C第12期发表了同名主题的论文集（2014年12月）。除特拉诺瓦在题为《免费劳动：数字经济的生产文化》（2000）一文中通过互联网“免费劳动”对“数字劳动”做了初步定义之外，国外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述几次会议产生的学术论文和2014年3C第12期特刊上所载的论文。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字劳动概念和表现形式。首先，对数字劳动范畴的界定。特拉诺瓦借用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研究了互联网上的“免费劳动”，并通过界定“数字经济”中互联网用户的“免费劳动”对“数字劳动”进行了初步的定义。“免费劳动”作为一种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转化成为生产性行为，其生产的互联网用户信息被作为商品售卖和剥削。“免费劳动”是自愿给予和“零报酬”并存，享受和剥削同在，具体包括互联网用户自由浏览网页、自由聊天、回复评论、写博客、建网站、改造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建构虚拟空间等。乔纳森·波斯顿（Jonathan Burston）、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和艾莉森·霍恩（Alison Hearn）认为，“数字劳动”是一个模糊了劳动和生活、工作和玩界限的范畴，它用于分析数字媒体用户日常生活中诸多不同的方面，因此也是一种模糊了“工人、作者和公民”不同社会角色界限的劳动。特雷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提出，数字劳动为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上的劳动，除传统的工资劳动外还有无规律的自由免费劳动，是个体消耗在社交网络上的创造性工作。与传统的物质劳动不同，它们全然感觉不到、看不到和闻不到。互联网上的“玩”和“劳动”紧密相连，从而产生了“玩劳动”（playbour）术语。其次，关于数字劳动的表现形式问题。阿比盖尔·德克斯尼克（Abigail De Kosnik）认为，粉丝们的活动是数字劳动的具体表现；大卫·赫斯蒙德霍夫（David Hesmondhalgh）研究了互联网用户生成内容的“免费劳动”；杰克·布拉提赤（Jack Bratich）分析了“自己动手做”工艺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复兴；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研究了传播资本主义呼叫中心的服务性劳动；梅勒尼·米尔斯（Melanie Mills）和保罗·琼斯（Paul Jones）研究了高校图书馆员和学者的数字化工作；巴里·金（Barry King）认为，“创造性劳动”是数字劳动的“最新表现形式”。3C把数字劳动形式概括为互联网行业的专业工人的劳动、无酬劳动、受众劳动和玩劳动。第二，与“数字劳动”相关的维度。首先，学者们考察了“数字劳动”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丹·席勒（Dan Schiller）等学者揭示了“数字劳动”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互联网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其次，“数字劳动（者）”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问题。塞缪尔·特罗索（Samuel Trosow）研究了加拿大知识和创造性劳动者协会所采取的版权政策问题。阿吉特·普亚提（Ajit Pyati）认为，关于印度知识社会讨论的新自由主义腔调必定反对批判性的公共数字化理念。最后，数字化时代的劳动特征及价值来源。文森特·曼兹罗（Vincent Manzerolle）提出，移动上网使人类的交往变为工作，并卷入信息资本的积累之中。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首先，学者们分析了马克思理论对于研究“数字劳动”的必要性。爱马努埃莱·莱奥纳尔迪（Emanuele Leonardi）认为，如果分析后福特主义的形成以及当今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模式，就必须运用马克思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理论；杰里米·阿罗斯（Jeremy Aroles）认为，马克思理论对于数字化工作场所的研究具有重要性，并考察了数字化无量经济中产生的就业、剥削和异化的新形式；穆罕默德·卡泽朗（Mohammad Kazeroun）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运用于协作性的计算机中介传播时代；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马克思建构了最具影响力的劳动理论，他是把工作的历史性特征描述为一个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的第一人。因此，福克斯选择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研究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其次，关于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和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过程是一种价值增值在加剧的过程，数字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其积累。他还认为，网络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立。谷歌展示了一个激发、发挥人们合作潜力和创造力的平台，但同时存在对用户隐私的监控及用户劳动的剥削问题。他还把马克思的阶级和资本积累概念运用于社交网站环境的研究，并倡导用一种“共产主义的互联网”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再次，运用异化、剥削和阶级范畴研究数字劳动。马克·阿德杰维克（Mark Andrejevic）运用“异化”和“剥削”两个概念分析了社交网站用户的免费数字劳动。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他的“黑客宣言的思考”一文中断言，互联网时代的“资产阶级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走正道的“黑客阶级”——躲在五一节红色横幅后面窃取劳动者成果的不劳而获的阶级。福克斯研究了脸谱、谷歌等世界著名社交媒体的剥削模式。另外，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批判问题。福克斯批判了传播资本主义的Web 2.0是一种“参与式互联网”的“民主化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纳卡穆拉（Nakamura）认为，在线游戏中阶级和种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号召全世界数字劳动者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抵制数字资本的剥削。利斯·拉鲁（Lise Lareau）提出，数字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媒体行业，但是，关于新闻记者如何赢得裁员、降低薪水以及数字化引起的工作重压的战斗，他的回答是集体行动。马克·布雷德利（Mark Bradley）等的回答是“联盟”。综上所述，国外“数字劳动”研究成果对数字劳动的定义、特征、形式、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做了细致的研究。从最初的“数字劳动者”会议就表现出运用马克思的范畴和理论研究数字劳动的取向，《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同名会议论文集于2013年出版）一书所载的14篇文章，其中8篇提及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理论。这都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理论对于数字劳动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上述研究明确了数字劳动已经成为当今数字化时代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而且涉足了马克思的诸多理论，然而，从理论的系统完整性和深刻性来看，福克斯在其《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2014，英文平装）一书中做出了骄人的贡献。与国外本领域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相对迟滞并处于初创阶段。从所能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看，没有发现直接以“数字劳动”为选题的学术研究文献，而与“数字劳动”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传媒学者、社会学学者的论文中提及福克斯的“数字劳工”内涵（邱林川的《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i奴含义：去社会化的生存方式），并从此视角对“大数据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解读（石义彬和吴鼎铭，2014年12月）。曹晋、张楠华（2012）《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为例》一文研究了一种具体的“数字劳动”形式：字幕工作组的兴趣劳动。此外，陈婉琳和黄炎宁的《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2014年5月）是目前国内学界唯一一项翻译福克斯文献的作品。其核心观点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要求把阶级概念拓展到创造和再创造（互联网）公共空间经验的每个人，例如，互联网上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生成内容的用户。他们的空间和经验被资本挪用、剥削，并为资本积累效劳。梁萌在其《互联网领域中的知识工人》（2014年3月）一文中提出，“互联网劳动者”仅指互联网公司内部的劳动者，而不包括网民用户。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数字劳动”的主体“数字劳工”的内涵、特征以及其“数字劳动”产品商品化从而被数字资本所剥削的现状。至于更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诸如“数字劳工”所从事的数字劳动如何界定，涵盖哪些范围，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研究“数字劳工”的剥削性质等，目前仍鲜有涉足。我们对国外马克思数字劳动的研究，尤其是福克斯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数字劳动的研究空白，而且对当今中国学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综览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从最初的仅采用马克思的个别范畴、概念或理论对数字劳动个案进行分析，到福克斯创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我们沿着数字劳动研究的历史轨迹前行，旨在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的阶段性和最高理论成果；并试图在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社会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领域，开辟以“劳动”为核心的新视角。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劳动理论、生产方式理论、阶级构成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依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同时，本书为中国学者重建社交媒体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给予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指导。从应用价值层面思考，首先，本书试图通过揭露资本逻辑掌控下的数字社交媒介所追逐的“免费劳动”的获利模式，对于我国数字媒介领域的生产和监管具有指导意义。其次，警示与防范资本通过互联网建构的“网络社会”对人们的社会化生存造成异化。最后，对互联网用户如何在被称为“社会工场”的网络中自觉摆脱数字资本的控制、发挥个体自由全面的创造性潜能提供可能的路径启示。本书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在国内学界首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的历史轨迹和现状，尤其是福克斯的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弥补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不足。第二，通过挖掘国外学者数字劳动理论的研究精华，丰富数字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并提升其理论价值，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第三，本书穿越数字劳动研究历史，尤其以福克斯理论研究为主线，旨在发现其理论所描述的数字劳动时代的隐性剥削、全球性奴役等现实问题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以期为我国马克思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四，本书所采用的多学科概念、范畴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启发国内学界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传播学，以拓宽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内容，弥补国内学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经济学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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