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杜诗学史

祝尚书杜甫及杜诗研究，宋以后蔚为显学，并进而成为专学——“杜诗学”。“杜诗学”这个称谓，盖首创于金人元好问，他著有《杜诗学》一书，书虽久佚，而《杜诗学引》一文尚存。我颇欣赏《引》中这两句：“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老杜尝读书过万卷，早有济世志，然遭世不偶，时值安史之乱，宇内腥风血雨，兵戈遍野，他举家衣食无着，流离于陇右蜀左，浪迹于巴峡楚湘，真所谓“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于是将家愁国恨，江山草木之情，一以诗发之，遂道尽人间哀乐，赤子胸襟。此盖即所谓“学至于无学”者也。此岂“无学”哉！“学至于无学”方是真学问、大学问，有真学问、大学问，方才有真诗歌。如他的不朽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等等。嘻！此等高境、妙境，若无大学问，大怀抱，岂能道之？“学至于无学”，方是为学的最高境界。有大学问必被众人爱之、慕之、研究之，不欲立“学”也难。宋人刊有《黃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一书，乃黄希、黄鹤父子补注。所谓“千家注”，“千家”盖约数，极言宋代杜诗研究者之多。黄氏父子生活在高宗末至宁宗嘉定年间，这是宋代杜诗研究的鼎盛期。王士祯曰：“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选》；须溪评杜，如郭象注《庄》。此髙识定论，或訾之，余所未解。”（《分甘余话》卷四）对该书评价很高，直以唐五臣拟之。元好问《杜诗学引》称“杜诗注六、七十家”，这是在宋金对峙、南北隔绝情况下所能见到的数字，也已十分可观。据统计，从唐至清，有关杜诗的编集、注释、诗话、评点、论述的专门著述，有文献可征者即达七百余种（《宋代杜诗学史·绪论》引张忠纲《杜集叙录》）。清亡至今百余年，海内外学者用各种语言文字撰写的杜诗研究论著尚无人统计，不知其数。一九六二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时至今日，杜甫及其诗仍是学人讲习、研究的热点、重点，经久不衰，无与伦比。魏景波同志踵前贤之后，亦热心于杜诗研究，不过他的视角是宋代杜诗研究之研究，撰写了一部《宋代杜诗学史》书稿，正放在我的案头，即将付梓，嘱我为其作序。没有理由推辞，只好从命。景波师从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获博士学位。然后负笈入蜀，谬与我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这部《宋代杜诗学史》，即他出四川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时提交的研究报告。景波在复旦主攻唐代文学，尝谓予曰，读博士后乃欲由唐入宋（鄙人忝治宋代文学及文献），其好学如是。是稿原仅二十余万字，现已增补至三十三万，其间对宋代学者的杜诗研究论著稽考殆遍，然后条分缕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解读。有宋是杜诗由“冷”转“热”并被江西诗派确定为“诗祖”的时代，研究者群从，成果十分丰富，但相关资料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要一一梳理并酝酿成“史”，难度之大，足令畏缩者却步。景波迎难而上，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史料搜集、框架建构、论点确立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很大功夫。他说：“一部宋代杜诗学史，在学理上应该既是杜诗研究史，也是杜甫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其中，研究史与接受史代表了宋代杜诗学史的两翼，宋人在整理研究杜诗的基础上学习接受杜诗，又在接受杜诗的过程中，深化对杜诗的研究，此二者关联紧密，无法割裂。”（《绪论》）此言甚善。基于这种理解和设计，故全书层次丰富，立体感强，披卷时见妙语，论述不乏精义。与当年的出站报告比，质量有了大幅提升，较之学界的同类著作，也自有鲜明的特色，当然缺点或疏误谅也难免。在本书《后记》中，作者自谓“生性疏懒”；“疏懒”未必，但他做事不慌不忙倒是实情。出站十年了，方推出此书，其“定力”可见一斑。四川有句俗话，曰：“好先生不在忙处。”意谓欲做成大事，不必急于一时。景波就是位很有耐性的“好先生”；其实呢，他又何尝没有时不我待的焦虑？目前正值盛年，学术之路走得正欢，但愿他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繁荣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是为序。2016年6月25日，写于成都江安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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