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中心镇扩权与绿色增长：华埠镇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调研

背景与内容简介作为城市与乡村的中间联结点，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市镇并非州县城市的附属或变形，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都市的雏形，也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是乡村经济中心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从两宋时期起各种市镇的持续兴盛就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出发，当代市镇的兴起乃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其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引发了乡村都市化现象的出现，而且也对传统的行政基础和管理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变革。因此，如何看待市镇的性质及其与乡村、城市的关系，揭示市镇发展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心镇”是从当代市镇（建制镇）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是市镇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县市域中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次中心地位的小城镇。新世纪以来，浙江省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将视线转向了更广大的市镇和农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趋势，对传统的“市带县”体制进行了大力度的尝试，着力推行“强县扩权”战略和“中心镇”战略。试图通过政策倾斜，加快推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要素集约、功能集成，促进乡村工业化和都市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并着力推进小城市培育。在全省735个建制镇中，首批选定的141个省级中心镇，到2009年底的总人口、建成区人口、农村经济总收入、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建制镇总量的35.2％、47.4％、39％和39.6％。其中，人口超5万、财政总收入逾5亿元的中心镇已达51个。中心镇平均建成区人口3.2万，年均农村经济总收入105亿元、财政总收入3.2亿元。在这些中心镇中，涌现了一批特别突出的强镇，已初具城市功能和规模，拥有强劲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俨然就像个“小城市”。发轫于农村的中国改革，30多年后又聚焦于城乡结合的中心镇，这确实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在浙江省“中心镇”战略背景下，作为浙江这个沿海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地区、地处浙江西部的衢州市在2002年推行了“经济强镇”政策。选择各区县的“中心镇”——江山市贺村镇、龙游县湖镇镇、开化县华埠镇、常山县辉埠镇等四镇（后又加入航埠、廿里两镇）作为经济强镇试点，从规划、土管、财政、建设和干部管理等方面制定了30条政策，扩大中心镇的经济和人事管理权限，对中心镇予以重点扶持，争取这些中心镇的主要指标能够以超出全市平均增长率5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后续支持，大大地改善和优化了衢州中心镇发展的软硬环境，为各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如土地政策中将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全额返还中心镇、行政管理中的人事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户籍制度改革、财政政策的倾斜、投融资的扶持等，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十一五”时期，这6个经济强镇的GDP年均增长20.1％，高出衢州全市6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4.9％，高出全市6.4个百分点。本书调查的案例——华埠镇，即为衢州市开化县一个有代表性的省级和市级中心镇。该镇是一个千年古镇，区位独特，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文化深厚。素有“三桥卧波达皖赣，九溪汇流通钱塘”、“钱江源头第一埠”、浙西“小上海”的美誉，不仅是开化县对外的重要窗口，是衢州市经济强镇和商贸重镇，也是浙皖赣三省交界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同时由于华埠镇域内山青水绿、田园竞秀，因而是浙西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在经济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先天优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省、市、县各级政策给予中心镇的“强镇扩权”扶持及华埠人民的努力，加上注重环境保护，使华埠镇在近些年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的发展，实现了绿色经济增长。虽然其经济发展要相对滞后于浙江东部沿海城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绝对速度也远不如某些全国经济强镇，但因其注重科学发展、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因此使得“华埠模式”有着鲜明的浙西特色与借鉴意义。同时，华埠实践中遇到的中心镇发展约束与体制性困惑，对于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也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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