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

李立民博士早先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问历史文献学，得陈援庵先生治学之法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继之入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专攻晚清历史文献。鉴于刘锦藻所辑《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学术价值，而以往文献学界又少有专题论究，乃由刘考辑录之群书序跋入手，搜寻其史源，评骘其得失，进而据以知人论世，深入探索，遂成此《〈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大著。清代学术宏深，以总结整理吾国数千年学术为特征。二百数十年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贡献。晚近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以一“大”字言清初，以一“精”字言乾嘉，而于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则归结为一“新”字。在迄今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谈到清初学术之博大，乾嘉学术之专精，恐怕论者已然大体形成共识，当无太多异议。然而如何理解静安先生论道咸以降学术所用之“新”字，则似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20世纪90年代中，应已故友人鲍国顺教授之约，前往台湾高雄中山大学问学。其间，有幸参加清代学术研讨会，曾以《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为题撰文，向与会四方专家请教。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将旧日拙见大要奉上。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之前列，为中国社会之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王国维先生以一“新”字来赅括晚清学术，得其大体，洵称不刊。晚清七十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七十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原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因此，王国维先生所说之“新”，既指晚清方兴未艾之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三百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七十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欣逢立民博士大著出版，谨以上述文字奉附骥尾，敬请方家大雅指教。陈祖武 谨识二一六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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