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全2册（上册）

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恒河流域创立佛教。此后渐次传播，成为遍及全球的世界性宗教。自佛教产生之初，佛陀就鼓励用各地的方言宣说佛法，由此形成了不同语言系统的佛典。流传至今，最有体系、影响最大的有梵文巴利文佛典、汉文佛典和藏文佛典。这些典籍，既有佛陀讲说的经文，也有佛弟子以各自语言对佛教义理的诠释与创新，发展至今，字数当以亿计，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绚烂篇章。在佛教发展史上，不同语言之间的佛典翻译，是佛教全球化以及佛教参与其他文化形塑的重要一环。自公元1世纪至11世纪，印度佛教典籍的大规模汉译，对于印度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思想的保存与流传，对于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对于中古以后中华文明的成熟，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自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印度佛教典籍的藏译，则不仅使中后期印度佛教典籍完整地保存在藏语之中，也对藏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就今天仍然使用的佛教典籍而言，数量最大的，应该说是汉文与藏文佛典。这些典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印度佛教典籍的翻译，汉译部分主要是早期、中期印度佛教典籍，藏译部分则主要集中于中后期印度佛教典籍。汉文与藏文佛典的另外一大部分，则是佛弟子的汉语和藏语佛教著述，更为直接地体现了汉藏佛教的独特创造。汉文佛典的汇编，有汉文《大藏经》和《续藏经》，合计5000余部；藏文佛典中，《甘珠尔》、《丹珠尔》收入印度著作合计4600余部，另有历代大德文集不计其数。特别重要的是，就佛教学术体系而言，汉文佛典与藏文佛典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一方面，尚有诸多由梵译藏之经论为汉文所不具，而藏地高僧大德的众多论著，更多无汉译。若能将更多的印度中后期佛教重要典籍，如佛护、清辩、月称等的中观学论著，安慧等的唯识学论著，圣解脱军、狮子贤等的般若学论著，陈那、法称等的因明学论著，德光等的律学论著，以及大量密宗典籍译成汉语，无疑将丰富与完善汉传佛教对印度佛教史的理解；而如将藏传佛教大德宗喀巴大师、嘉曹杰、克主杰等大师的稀有善说译成汉文，则不仅将加深汉藏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认知，对于今天的佛弟子契理契机地理解佛法，也有殊胜的帮助。20世纪30年代，汉地法尊法师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由藏译汉，影响日益深广，堪称范例。另一方面，现存汉译梵文典籍中，也有诸多极为重要，而为藏文所无之经论。若能将汉译典籍中现存的四部《阿含经》、《对法七论》、《成实论》、《大智度论》，以及有关龙树菩萨等人的传记等译成藏文，则可呈现藏文佛典之完整与庄严；而汉语的佛典创造，如禅宗的著作等，早在唐代就有藏文的翻译与传播，但今天大多不为人知，在文化的交流互鉴日益迅疾深入的今天，将体现汉传佛教特色的佛典择要译为藏文，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辽宁省沈阳市北塔护国法轮寺于2009年成立了藏文班，将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释金鬘疏》等论典译成汉文。2011年，黑龙江省大庆市富余正洁寺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尽己所能励力荷担梵、汉、藏佛教经论的校勘与互译事业，将诸多藏文重要佛典译为汉文，撮其要者，有《宝性论》本颂与无著释、圣解脱军《二万五千颂般若现观庄严论光明释》、狮子贤《八千颂般若现观庄严论光明释》与《明义释》，宗喀巴大师《中论释·正理海》与《现观庄严论释金鬘疏》，嘉曹杰《宝性论大疏》与《现观庄严论释心要庄严疏》，克主杰《中观千座论》与《现观庄严论释显明难解疏》、克珠丹巴达杰大师《般若总义·显明心要庄严疏》，等等。与此同时，国际佛学研究中心还邀请了一些藏族僧俗学者，为他们开设汉语佛学班，以期培养出一批精通佛典汉语的藏语系佛教学者，更多、更圆满地将汉文佛典呈现为藏文。目前中心正在进行的汉译藏项目有《大智度论》、《龙树、无著菩萨传记资料》等。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推动的佛教基础文献整理与翻译工作，得到学术界及藏汉佛教诸大寺院高僧巨擘的高度认同与鼓励。佛教经典的汉藏互译，不仅将深化佛教学术的研究，而且对于加强藏汉文化互动、推动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约，出版《佛学译丛》，渐次呈现中心的研究与翻译成果。从长远看，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在翻译出版汉藏佛教典籍的同时，还拟将日文、英文等文本的重要佛学著作译为汉藏文出版。佛典翻译是神圣的事业，也是极为艰难的事业。为了译著的准确与圆满，自翻译到出版的各个环节，所有同仁无不竭尽全力，精益求精。但即便如此，作品也一定还存在诸多不足，期待您不吝指正。夏坝·降央克珠 魏德东201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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