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李学勤王震中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已有多年。他特别集中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已为学术界所熟悉，以其独到的见解，引起了不少反响。《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是他近期又一力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项目，从内容性质来说，可以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是一部约60万字的大书，今年初我看了其中一部分章节，已深感其论说专业而有创新性。及至春节过后，震中博士寄示全稿，得以了解这部书的整体构思，更对其观点的新颖特异之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承他不弃，再三要我写一篇小序，由于付印在即，时间紧迫，只能随便谈一些绎读之余的感想，能否有当便在所不计了。首先我想说，震中博士这部书论述的主题，即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重大学术课题的核心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产生形成的？回答这个疑问，关键要看国家。有了国家，才是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一点凡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人都会记得。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里便说，“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经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许多学术界前辈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著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于1930年印行，其“自序”表明他认为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是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继他为第二任所长的侯外庐先生，在1943年出版过《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讨论了中国国家的形成途径及其早期形态的演变。再有长期担任历史所领导工作的尹达先生，1943年在《中国原始社会》书中同样论说了氏族社会的崩溃和国家的初期形态。一直到1983年，他为《史前研究》创刊写题为《衷心的愿望》的代序，仍然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而这已是他最后的学术文章了。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到，历史研究所有重视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传统，王震中博士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做出了自己的创新。王震中博士的这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大量考古学发现材料的整理分析开始，对传世典籍内的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许多人知道，自1925年王国维先生倡导古史研究要实行古书记载与地下材料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以来，多数研究古代的学者都努力以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配合，相互补充，那种对古史传说一律抹杀，以为全不可信的看法，已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说得好：“古代的传说并不是毫无史实凭借的谰言，并不是荒唐无稽的神话，其中一定会影射着不少的具体事实，一定会有其不可缺少的史实作为素地。这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一个总的估计。”王震中博士书中属于这方面的不少见解，都足以引发大家深思。我还想建议，这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的读者，在打开书以后，不妨先读一下全书的“结语”。作者在“结语”开头讲道：“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我觉得这说得很对，古代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形成，归根到底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样重大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说有真正的成果。王震中博士的理论创新，在全书的“结语”中又有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在其夹叙夹议中展开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画卷。王震中博士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叙说了他写这部书时对“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追求。我认为他的这部书做到了这一点。这部力作是对他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过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些学术体系的系统展示和进一步深化、完善。在书中，他还对近年学术界流行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等作了分析和批评，提出应“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王震中博士的这些理论观点，是贯彻在他全书中的，希望读者能予注意。201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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