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研究

技术创新是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一波接一波的技术创新使得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对推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探索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而社会需求拉动的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是科学探索与社会需求互动的结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问题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首先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称之为技术变迁，即将技术发明用于工业过程，这就是经济学中技术创新的前身。对于技术变迁关注的增强可以追溯到大萧条之后的年代。在1932年举行的乔治·华盛顿诞辰两百周年庆典上出现了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争论，技术性失业问题引致了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中性技术的划分以及相应的技术变迁研究，并且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技术定量研究主要通过生产率测度进行，生产率上升是技术应用的指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劳动统计局等公共组织发表了许多定量研究成果。在此之后，测度形式通过生产函数得以发展。索罗（1957）将技术与生产函数残差等同起来，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将研发与全要素生产率关联。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的研究（首先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家）分析了研发对于工业发展、工业绩效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创新真正进入经济学是通过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熊彼特将创新与发明区分开来，他指出，发明是一种智力创造行为，而创新是一种经济决策，是企业对发明的应用。在经济学文献中，熊彼特通常被奉为技术创新方面的第一理论家，然而熊彼特参考技术变迁和生产函数方面的文献，将技术创新定义为生产方式的新的组合，他并没有发展一种技术创新理论。实际上，技术创新方面的第一经济学家应该是经济史学家麦克劳林，他开创了产业技术研究和技术发明商业化方面的经济学研究。麦克劳林认为，技术变迁研究必须涉及产业技术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在经济层面研究技术变迁是麦克劳林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全部任务。他将技术创新过程分为不同的步骤，即从基础研究开始，然后进入应用研究，再进行开发，接着是生产和扩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模仿或者扩散在技术创新研究中的地位还很低。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扩散（相对于发明）得到了演化经济学家的重视，一系列研究表明，扩散对于经济进步来说，像发明一样重要。尽管技术创新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方面的创新研究如组织创新研究也取得了进展。首先，沿着熊彼特的思想，企业家革新成为一种研究主题；其次，诸如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之类的组织行为创新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最后，研发活动管理更加得到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最有利于提高科技生产率的组织氛围和条件，以及促进创造力所需要的激励，必然成为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自1945年之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对于科技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工业化国家成功践行了政策驱动型的技术创新。在过去60年里，经济学家包括演化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咨询最多的专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兰德公司的研究员成为首要的政策咨询专家和学术智囊成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政策就已经涉及科学研究资金提供以及其预期产出；在70年代，所谓的科学政策变成科学与技术政策，然后在90年代又变为创新政策。我国作为技术后进国家，技术创新是获取产业竞争优势和实现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收敛的根本途径。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其竞争力的提升对于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高端产品的竞争能力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瓶颈因素。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对于重大先进技术装备需求快速上升，更加凸显了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性。从国际方面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装备制造业格局的重组，为我国装备制造业集成利用国际先进技术资源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在国际分工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面临重大的国内需求，又适逢有利的国际机遇，因而，采取系统而有效的措施，整合和集约利用科技资源，快速促进产业技术能力升级，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及企业组织特性、技术特征、产业环境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更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更需要专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指导，才能快速高效地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研究》是赵丰义博士在历经三年潜心研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专著。赵丰义博士自博士论文研究开始阶段，就十分注重对经典经济理论的研读，对于技术创新问题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作者基于自身对技术创新问题的系统理解和深度把握，与我国装备制造业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技术创新路径进行了系统界定，从产业和企业组织创新优化入手，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优化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该项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研究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许多创新性，很值得一读。在理论方面，该书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案例，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并基于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对经典的内生性产业升级理论进行改进，设计出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和研发密度的内生性升级机制；根据研发创新网络中内聚性（整合）与对外开放性（连接）两个维度的互补性，提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复合型二元网络的构建方案；基于在位企业由于组织惯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线性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根本性创新的困境，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并结合企业成功构建动态能力经验，提出企业管理传承性创新——在有效传承和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并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组织设计方案。在实证分析方面，该书分别构建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Pool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绩效以及技术创新偏离最优路径的制约因素；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测算中美两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技术差距的演进趋势。但是，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技术创新问题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问题研究，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希望作者继续努力，拓展研究范围和加深研究力度，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我作为赵丰义博士的导师，指导和见证了该项研究过程，第一时间阅读了这部专著，并应邀为之作序而致贺，也期待这部著作能够赢得更多的识者和知音。唐晓华2010年5月于辽宁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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