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镇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城镇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综合不同学科的观点，所谓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导致人口向城镇集中；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导致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导致城镇地域景观不断扩大；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镇生活方式，导致城镇生活方式和制度环境不断扩展和强化的过程。可见，尽管不同学科对城镇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镇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与许多因素有关，但其中经济因素与城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关键。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相关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城镇化水平不可能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畸高或畸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遵从这一规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并不一定是简单滞后或超前型，二者间具有空间差异性和发展动态性。不同区域的城镇化、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出较大差异，使得二者之间的协调度也会因地、因时而异。总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特征具有阶段性。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或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城镇化进程都是不健康的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城镇化就复杂性和艰难程度而言，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在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治”色彩相当严重，城镇化的社会系统内生的运行规律未受到足够尊重。制度通过各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着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因此，在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对制度的作用有足够的重视。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如何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鉴于此，笔者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将浙江省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我国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存在的制度性障碍，明确指出研究城镇发展问题以及未来城镇化改革方向，不能局限于城镇化进程表面的数量增长的分析，而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上，在特定的背景下考察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变迁以及这种制度安排与变迁的城镇化效应。因此，解决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链条效应”，只有在人口、产业、土地和社会四大领域同时开展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我国城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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