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的抉择

前不久江苏省教育厅公布王婧的论文获得了2014年的省优秀博士论文，这是我们专业毕业的博士首次获得这一荣誉。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善的著作要出版了，邀请我为此本写序，我作为她的指导教师很高兴，先就以她博士论文的研究经历来谈谈这本书。2009年6月，我带着王婧等三位同学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就“世界银行贷款内蒙古贸易与交通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监测评估”进行第四次监测评估的调研工作。2003年我承担该项目的社会评价研究，之后我又承担了该项目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监测评估工作。我带研究生去，一方面，让他们做我的科研助手，参与具体的实地调查，另一方面，我把研究现场当作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课堂，在现场中让他们练习如何观察、如何访谈，如何面对实际研究中所出现的困难与问题。还有个目的，就是如果有适合学生做的题目，就可能产生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我们先后去了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满洲里市等地，对公路沿线的社会发展情况有个大致的评估后，就在陈巴尔虎旗的西乌珠尔驻扎下来。在西乌珠尔的几天里，有着和大城市不同的惬意和安静，在完成社会评价工作任务之余，可以谈谈学术、谈谈学生成长等事宜。我还记得当时王婧对牧区的环境问题比较感兴趣，她正在苦恼博士论文选题，觉得她之前的关于“井冈山红色旅游”的家乡社会学选题难以深入。我感觉牧区的选题或许比较有意思，所以我说“牧区经济社会变迁”、“草原生态问题”可能是不错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过去十年中，我大概有十次左右的调研经历，自己有些“感觉”。2000年、2001年分别因为世行水产发展项目、公路项目（老爷庙—集宁）的社会评价我去过内蒙古，2003年之后因为内蒙古贸易与交通项目的社会评价及后续的少数民族监测评估，我又穿梭于呼伦贝尔草原上。当我询问王婧是否愿意将草原调研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也深知王婧在南方出生、南方长大，要做好一个地域和社会文化差异极大的“他乡社会学”题目，并非容易。2009年的暑假，王婧和其他三位同学开始了呼伦贝尔的调查之旅，并在那里待了40余天。调查前，我会给学生说一说，研究主题可能的“边界”在哪里？“富矿”可能会是哪些？“富矿”可能会在哪里？但我从内心深处更期盼他们能独立地去探索，挖掘我所不知道的有社会学意义的主题。调查过程中，我们继续保持电话联络。有一日，王婧打电话时告诉我，她对牧区的很多现象还看不透，有很多疑问。我说，你先做做看吧。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群体，王婧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参与当地的治沙工程，与当地人一起植树种草，一边劳动，一边访谈。还经常借着串门的机会，找居民聊天。这样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她把苏木的大概情况摸熟了，并开始对选题有了一些感觉。这种感觉的培养其实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看她是先不确定研究题目，只是有个大概的主题，每天都坚持写调查日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做两个深度访谈案例，一直遵循着从牧区社会现实中发现可供研究选题的这一原则。后来有一次，她告诉我，近三十年来调查地草场发生了很大程度的退化，她觉得写关于草原环境问题的论文更贴合现实，这样就基本明确了她的论文选题。“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调查，刚开始学生可能会“磕磕碰碰”，但是这样的成长过程却是必需的。费孝通曾经说过“意会”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那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知识或者智慧恰恰是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基础。这种“意会”其实就是一种对社会的“悟”，慢慢地去领悟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深层脉动。这样“悟”的过程，可能是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一生的功课，需要时间和经历慢慢积淀，也需要每个研究者独立来完成。现在的学生，从学校到学校，专业教育的时间很长、也很“专业”，但社会阅历不足可能是年轻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最大“绊脚石”。所以，在我看来，王婧所经历的这样一个较长的研究过程，其实是社会专业训练中非常必要的，我想在这一过程中，她能得到更好的成长。为体会“他乡社会”的真谛，王婧在2009年暑期调查之后，于2010年6月至8月、2011年7月至8月两度深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调查时间长达半年。2010年的调查是在西乌珠尔的调查基础上，她继续拓展案例，在完工镇停留了一个多月，还去在巴彦库仁镇、巴彦哈达苏木等地。2011年，王婧又继续补充调查。这次调查她锁定一个旗为调查对象，继续走访东乌珠尔苏木、鄂温克苏木、宝日希勒镇、国营哈达图牧场、国营特尼河农牧场，以及国营浩特陶海牧场等地，访谈不同生计、职业、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的牧民、外来居民，重点访谈老牧民、地方干部、科技人员等关键信息人。作为一个外来者，王婧花了很大时间精力来补“地方常识”。因为对于“他乡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因为缺乏背景知识，而难以深刻体会当地的文化。经过较长时间的历练，她渐渐明白了牧区的变迁过程，也形成了自己对牧区环境演变的社会学理解。生活在草原之外的人们，想象中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关心环境的人，可能熟知北京沙尘暴的报道，或是牧区草原破坏等信息。更有热心人士，可能会有“杀掉山羊保北京”或是“植树种草抗沙尘”这样的想法。事实上，牧区的环境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单单一句“过度放牧”可以说得清楚，“杀掉山羊”也不一定能救得了北京。作者认为草原环境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沉疴，有其特有的社会历史根源。作者用历时的记叙方式，将调查地牧区分为1949年前的传统牧区，受农耕影响的牧区，市场机制引入后的牧区，以及环境治理时期的牧区，提炼了牧区在各个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特征，以此分析牧区的变迁及其环境问题的成因。游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逐水草而居”。牧民形成了保护草原的一整套游牧机制，如大游牧迁徙模式，清朝时期的四季轮牧技术，以及分群放牧技术等。在游牧技术的基础上，牧民还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组织，如“古列延”和“阿寅勒”，这些组织通过不断移动来利用分散且不稳定的牧区资源，免于因固定、反复放牧而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的衰退。1949年以后，从国家的政策制定、组织运行再到基层农耕人群的涌入，都呈现了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规训”和“改造”，牧区的“农耕化”开始显现。农垦集团的进驻，以及大量农耕人群的迁入，牧区开始形成定居轮牧等，都对草原环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后，牧区的市场化进程对草原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婧将牧区的市场化总结为两个类型“过度市场化”和“缺少规范的市场化”。草原完全被当作商品，过度或不当地被开发利用。牧区的各种利益群体以“经济理性”的行为方式使用草原资源。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加之以牧区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草原资源正处于一种快速汲取的状态。她认为，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牧区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取决于现今及今后的政策走向。最后，该书对近期草原环境治理工程进行了反思，对“草畜平衡”、“休牧禁牧”、“生态移民”、“植树种草”等在地方执行的过程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调查地的草原治理政策难逃“国家治理思路”、“技术主义思路”、“唯利治理”以及“农耕式治理”等范式，草原环境治理效果也良莠不齐。总之，王婧的关于草原环境问题的这本书很有意思，我很愿意向关心草原、关注环境问题的朋友推荐。借此机会，也希望王婧在环境社会学这一领域取得更大成绩。陈阿江2014年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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