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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是一个依赖于所处生态系统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实体,其基本模式及演化规律无疑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东北近代农业经济为样本,致力于探讨特定生态系统中农民经济模式所存在的对应共生关系,以及生态变迁与农民经营理性、农村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影响。本文从农民可利用资源数量上的变化角度出发,将近代东北农民所处的生态系统划分为三个诠释农民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层面:环境生态、权力生态、技术生态。环境生态所包含的是自然环境直接与农民经济构成影响的层面。近代东北地区的移民多来自该地区南部的山东和河北等省,因此该地农地开垦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遵循“先南部后北部”的顺序。在很多开垦时间较长的地区中均出现了相当大的生态压力。首先是“人地关系”日益紧张。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与人口迅速的自然增长,在东北的很多旧垦区中不但可耕地早已开垦殆尽,人均耕地面积亦出现很大幅度的下降。其次,持续耕作过一段时间的耕地一般都由于长期施肥不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地力损耗。很多农田在经营了30—50年以后,土地肥力仅能维持原来一半的亩产量。再次,森林的大面积砍伐加速了水土流失,进而导致频繁的水灾或严重的土地沙化现象。所谓权力生态可以理解为权力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支配,是权力存在于一定生态系统中并确立以资源掌控为主的生态价值的行为系统。东北地区的资源流动虽然看似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实际却从未超越权力的维系,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中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深入获取资源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直接依赖政治权力的显性手段,也包括依赖经济权力的隐性手段。东北的生态资源通过由权力控制的市场被逐步输出,且得不到有效的补偿。在市场化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东北农村一直处于一种资源上被压榨的地位,权力通过市场中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市场机制的扩张,不应仅仅被看做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得收益的过程,同样也应被看作农民资源掌控权力流失的过程。技术生态则强调近代农业技术与当地固有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状况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应留意近代技术对地区自然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可能引发的改变,同样也应该考虑当地资源、自然环境对近代技术的适应或承受的情况。事实上,东北地区农民没有在资源上承受引进足够的现代技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很多国外研制的机械设备也根本不适合当地的自然耕作条件,因此,东北农业当时并不具备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的能力。总的来看,东北地区农民所面对的生态压力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大。生态压力的改变所引发的生存问题又影响着农民的行为理性,使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组织其生产、销售、消费等经济行为。在人均拥有大量肥沃耕地的东北新垦区,大多数农场在经营中必须依靠雇用劳动力来缓解劳动力不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雇工并非在该地农民家庭之中仅仅起辅助作用,而是作为一种常备的劳动力投入农家生产之中。由于劳动力的稀缺,雇工工资在新垦区要比其他地区高很多。出于节约雇工成本的需要,很多大型经营农场主倾向于采用节约人力的浅耕法、减少中耕除草的次数、降低肥料施用量和施用次数等粗放型农法,并将所雇用的劳动力与农具、肥料等生产要素粗放地投入农业生产之中,借此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这种经营方式显然是农民自发地通过调节生产中的要素投入数量以追求获利性动机的表现。在作物的选择上,此类经营农场倾向于遵循市场价格的信号,在农场中尽最大可能地种植货币收益较高的农作物,并在市场价格最为有利的时候卖出农产品以获取更大的利润。总体而言,东北新垦区的农户倾向于从市场理性出发经营自己的农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地力下降,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逐渐由稀缺转变为过剩,雇工经营农场在很多旧垦区逐步被家庭劳动力的小农经营所替代。由于人地关系渐趋紧张,土地生产率对于农民的重要性逐渐超过劳动力生产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越来越密集地投入于农业生产之中,人们通过在耕地中深耕、多除草、勤施肥等方式来实现亩产量的提高。与此同时,农户在生态压力的作用下逐步从市场中退出。农场经营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逐步从获利转向为农家提供直接消费的食物来源,以确保其生存安全的最大化。而获取货币收入和平衡家计收支的任务则依靠副业收入来完成。农民开始用供家庭自给的粮食作物替代原来货币价值较高的商品化作物。其产品的商品化率也开始逐渐降低。农民的经营理性亦开始从追求获利性的经济理性向追求粮食安全的生存理性过渡。在处理协作关系、租佃关系、借贷关系等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时,农村社会一般均有一套从事经济活动的固定经济秩序。此类经济秩序与农民所从事的生产消费行为相适应,并与之共存于乡村社会之中。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系统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暂时稳定的“共生”性平衡。农家经营模式在生态压力之下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遵循的经济秩序。生态压力宽松地区的大农经营特征使得该地的乡村社会关系一般以家族协调作业的大家庭为核心展开。不过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分家活动愈加频繁,大家庭趋于逐步解体之中,并逐步形成了小农户间互惠协作的“农村共同体”关系。因为所拥有土地的细碎化,各农户自家拥有大型农具或是雇工已经变得并不合算,只能通过换工或插具等协作方式对其各自手中有限的资源进行统筹和调剂。同样,在生存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一些农民还有意识地扩大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共同利用的公共资源,并为其中的生计艰难者提供了某种生存上的保障。东北农村中的地权分布关系与借贷关系亦在生态压力的作用下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一方面,现有秩序的受益者都在努力建立一套生存和再生产方面的保障体系,以维持已存在的一整套社会经济秩序不至于因为其中个体的生存问题而陷入崩溃,进而使得秩序中的各个个体更深地嵌入到其所处的位置之中。土地的所有者会在佃户无力支付田租时,减免租金。资本所有者有时也会提供无息的借款。另一方面,经济秩序中各阶层也同样热衷于通过对原有规则的修改减少本阶层遭遇生态压力导致的损失,甚至将损失转移他人。这就造成名义上地租额和利息率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租土地或是放贷收益率都明显下降,农业生产性投资开始出现大量向非农产业的“外逃”,进而造成以自耕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均贫化”的出现。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农民的经营模式与农村经济秩序以特定的形式构成了共生关系。当生态压力改变时,农民的经济理性、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社会中经济秩序等在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关系将随之被打破。随着生态系统的变化,各要素会改变其形式,进而形成新的共生关系。本文从生态压力角度,对传统社会中农民家庭经济模式和农村经济秩序进行了重新解读。关键词:东北 农民 生态 压力 共生 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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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任,1982年生,辽宁省鞍山人。本科毕业于辽宁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学习,2007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9—2010年,被教育部留学基金委选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交换培养。2011年7月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史、东北区域经济史、农业经济史研究。代表研究成果有:《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压力下的选择——近代东北农村土地关系的衍化与生态变迁》、《变幻的规范——近代东北大家庭的分裂与乡村互惠道义准则的生成》、《近代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化经营的退却及其原因》、《近代东北地区雇工经营农场的再探讨》、《近代中国人口调查的现代化过程与方法论演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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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辑委员会
总序
摘要
Abstract
绪论一 关于农民经济模式的思考进路
二 中国农民经济读解过程中东北经验的必要性
三 以往东北区域农业经济史研究回顾
四 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生态系统中共生关系的动态分析
五 隐藏在地域性中的时间性
第一部分 生态系统的变迁第一章 环境生态一 独特自然禀赋对前近代东北农业的影响
二 清中叶以来东北地区的移民涌入
三 移民带来的土地开垦
四 近代东北地区人地关系变动情况
五 对于东北地区人地数据的再辨析
六 县别人地关系变化情况与人口地域内迁移
七 地力衰败与农作物产量下降
八 土壤成分的变化
九 树林的砍伐及其后果
第二章 权力生态一 新古典主义对市场的解读及其弊端
二 权力:资源分配的另一种解读
三 清政府对东北移民的“封禁”政策
四 清政府“封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矛盾
五 豆麦输出禁令及其矛盾
六 东北的“解禁”与贸易额的增长
七 轮船的作用
八 外国势力的渗透
九 铁路对东北农业的影响
十 东北农产品的“国际化”
十一 东北农村商品化的发展
十二 新古典主义分析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十三 暴力因素对东北地区市场开放的影响
十四 掌握交通线:对农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
十五 部分开放的土地资源
十六 新古典主义思路的辩驳手段
十七 隐藏在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隐形掠夺
十八 豆饼输出所产生的氮元素流失
十九 算笔账:货币收益与环境损失孰重孰轻
二十 东北农民的粗粮化
二十一 中日两国农民的贫富差异:从“资源的传递”到“贫困的传递”
二十二 认识权力,反思市场
第三章 技术生态一 技术进步的评价标准
二 关于近代东北农业技术的争论
三 昙花一现的近代农业机械化
四 关于农民对近代农业技术排斥原因的两个误区
五 传统与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效率比较
六 机械农具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
七 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经济利润比较
八 农业机械化生产的高昂成本
九 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十 种子改良的成绩
十一 农业新技术推行障碍
第二部分 动态的理性第四章 农场经营形式的变动一 东北北部地区的雇工经营农场
二 东北北部农民不同时节劳动力投入情况
三 雇工农场的经营面积
四 雇工的工作性质划分
五 东北北部农家经营规模
六 20世纪20年代东北北部农户经营的劳动力投入情况
七 20世纪30年代东北北部农户经营劳动力投入情况
八 东北北部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
九 东北北部农户农业生产的收入和收益率
十 雇工的劳动时间
十一 雇工的工资
十二 东北地区的“佃雇农”:南荒地村的特例
十三 东北地区的“佃雇农”: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中的情况
十四 东北南部地区雇工经营的兴盛:1910年前后
十五 东北南部地区雇工经营的衰败:20世纪30年代以后
十六 东北南部地区农户经营规模的变迁
十七 耕地面积的缩小:南部地区雇工经营萎缩的原因
第五章 农场耕作技术的整合一 东北南北部农场经营中雇工劳资作用的区别
二 劳动力投入的密集程度及其产生条件
三 农民对农法的选择:一种最优化的考量
四 东北各地耕地和播种方法差异及其产生原因
五 中耕除草上的农法差异
六 作物收取的方法
七 东北北部地区的主要地力保持方法:轮作法
八 轮作法的弊端
九 东北南部施肥活动的日益频繁
十 东北各地区间施肥量的差异
十一 造成各地施肥量差异的原因
十二 东北地区各种地力保持方式的效果:一个简单的模型计算
十三 东北地区施肥量的不足
十四 不同规模农场的生产资料利用效率
十五 不同耕作方式所各自代表的农业经营模式
第六章 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一 东北农作物种植选择的动机划分
二 大豆种植对于东北农家经营的双重意义:获利与维持地力
三 获利动机驱动下的大豆种植比率扩大
四 1931年以前大豆种植的良好市场前景
五 1931年以后大豆种植业的衰败
六 反价格指令的选择:1931年以前东北南部大豆种植的萎缩
七 大豆退出的原因之一:生存压力、“安全第一”原则与“获取粮食的直接权力”
八 农场经营面积与商品化作物比例
九 经济作物的排挤?
十 不同经营面积农场对价格变动的把握
十一 经营规模与农作物商品化率
十二 副业收入对家庭货币收支的支撑作用
十三 大豆退出的原因之二:集约化经营所带来的肥料替代
十四 “关东州”的故事:另一角度的案例
十五 作物种植比例变动与农家经营模式的变迁
第三部分 乡村社会中经济秩序的重构第七章 大家庭的分裂与乡村互惠协作一 东北村屯的构建过程
二 移民开屯定居的时间长度与土地占有程度的关系
三 亲缘关系在东北北部地区的重要作用
四 大家庭的大农场经营
五 分家与大家庭的解体
六 东北南部地区的“农村共同体”
七 农场规模与农具利用效率
八 农户之间互惠协作:插具和换工
九 东北农村中的“温情”:乡村共同体中道义保护
十 公共资源与水利
十一 互助性生产行为存在的基础
第八章 阶层与土地生产关系的变迁一 关于土地生产关系的制度变迁
二 关于土地阶层(阶级)关系的性质
三 土地关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四 学术界诸多争议的评价
五 东北各地土地所有制情况与人地关系
六 土地占有零碎化的影响
七 农家收支状况对土地关系的影响
八 地主经营身份的区别及租佃关系演变的历史性
九 经营农场主对雇工的监督
十 雇工的伙食
十一 雇工的薪酬待遇
十二 雇工经营农场的历史性
十三 东北的土地契约关系概述
十四 地租分配形式分布的地域性
十五 分成租向定额租的转化
十六 实物租向货币租的转变
十七 租期的变化
十八 契约地租额与实纳地租额
十九 农民欠租的原因
二十 地主“道义”的理由
第九章 资金与借贷关系一 农场经营规模与资金投入
二 农场经营规模与投资利用效率
三 农场经营规模与投资回报率
四 东北农村的资金不足
五 东北“高利贷”辨析
六 各阶层的贷款利息
七 不同阶层农户的信贷规模
八 各阶层农户借贷原因的分析
九 “高利贷”对象
十 东北地区基于人情关系的无息贷款
十一 无息贷款背后的社会依附关系
结论一 经济增长及其生态代价
二 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
三 生态压力下农民经济模式的变迁
四 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秩序的重构
附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