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文学研究

杨明李婧博士的《黄侃文学研究》即将面世，令人欣喜。这本著作对黄季刚先生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整理研究文学典籍等方面的业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述，具有学术创新的意义。我想它的出版，对于黄侃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黄侃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特点，即多从校勘等文献工作入手，然后一字一句，细读文本，由词句到段落再到全篇，力求准确深入地吃透古人原意。例如他的《文选平点》，便全是对《文选》各篇加以校读点评。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开《文心》理论研究的先河，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也是从字句校读、词语解释入手的。凡研究一文一书，必先从文献学角度着手，必精细地研读文本，这样的途径、方法，是前辈学者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如今李婧作《黄侃文学研究》，要对先生的工作有所了解，加以分析、概括、总结，当然也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循着先生的路径走，那绝不是高谈阔论一通所能济事的。李婧博士在这方面做得好，值得称赞。就拿书中关于《文选平点》的论述来说。黄先生既然用的是评点的形式，当然都是片言只语，颇为零散，而数量既多，牵涉面又很广。《文选》中的作品，对今日的读者而言，本来就显得艰深，而黄先生的研究，又往往就其缴绕之处发论，涉及许多典籍文献，故欲对《文选平点》加以论述，自有其特殊的困难。若是心浮气粗，只怕读之都不能终卷，遑论深入理解、抉发精义？而李婧不惮繁杂，对《文选平点》书中的校语、评语一条一条地细心研读分析，并与清代、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然后归纳整理，从而见出黄先生的治学特点、研究方法以至文学思想，以及先生对前人的承袭与超越，也能指出其若干不足之处。凡此都从大量艰苦踏实的工作而来，因而能得出合乎实际、颇为合理的结论。例如关于《文选》的校勘。据李婧统计，《文选平点》的校勘共有1900多处，广泛吸取胡刻本《考异》（实出顾千里手）以及其他清代学者的成果。吸取顾千里者最多，1900多处中有1200余处是顾氏曾经论及者。但由于《文选平点》本非有意于发表，而是为教学所作札记，经后人整理而成，因此书中吸取顾校处绝大多数不曾加以说明。经过李婧细心比对，发现有1100余处校语大体与顾校相同，另有70余条与顾校意见不同，对顾校有所补充或辨正纠谬，此外还有一些结论虽与顾氏相同，但依据、方法并不一样。李婧对那有所辨正、意见不同的70余条当然特别重视，予以举例说明。下面我们就此略举数例。张衡《东京赋》：“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薛综注：“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国于侧陋之中举有道之士而用之也。”其注中“有道”云云颇似有脱误，顾千里《考异》云：“此有误也。陈（景云）云‘有’上似脱‘明’。但‘招’本不训明。……盖训为举。陈所说未是。今无以订之。”陈景云认为注中“有道”应作“明有道”，顾千里不同意，因为“招”字本不能解释为“明”的意思，他觉得这里应该是“举有道”之意。可是没有版本依据，因此“无以订之”。黄先生则推断正文和薛综注的“招”乃“昭”字之误，“昭”正训明，原文应是“昭有道于侧陋”（即显明有道者于疏远幽隐之中，亦即“明明扬侧陋”之“明”）。应该说，黄先生此说虽无版本依据，但相当合理。贾谊《吊屈原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蝼蚁，五臣注本作蚁蝼。顾氏《考异》认为“蝼”与“鱼”较为叶韵，故以“蚁蝼”为是。但黄先生指出“‘鱼’与‘蚁’韵不误”，否定了顾校。黄先生精于小学，这正是运用音韵学于校勘的一个显例。潘岳《闲居赋》：“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何焯、顾校都觉得下句中的“之”字可疑。（盖因“千乘”“万骑”并列，一般而言，当中不应插入“之”字。）黄先生则说：“下‘之’字足句，古人多有之，不足疑。”黄先生主张调和骈散，对于六朝骈文极为精熟，他自己也写得一手漂亮的骈文，因此他对于骈体有非常敏锐的语感，对于骈赋的特殊句法深有会心。这一条校记便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辞章修养。再举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谢朓《和王主簿怨情》云：“掖庭聘绝国，长门失欢宴。相逢咏蘼芜，辞宠悲班扇。花丛乱数蝶，风帘入双燕。徒使春带赊，坐惜红妆变。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故人心尚尔，故人心不见。”“故人心不见”之句为李善注本所载，五臣注本则作“故心人不见”，二者孰是？一时不易裁断。顾氏《考异》主张后者，其言云：“上句‘故人心尚尔’，承‘生平一顾重’言之，谓辞宠之未尝易操也。此句‘故心人不见’，承‘宿昔千金贱’言之，谓相逢之遽已贬价也，此情之所为怨也。传写下句涉上倒两字，绝不可通，非善如此。”他似将“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分别理解为女子被宠爱和遭受轻视两件不同的事，而将“故人”解为“辞宠”（失宠）的女子，她因曾受宠爱，所以今虽失宠但“心”犹“不变”，可是既已被遗弃，因此其心毕竟不被人所见。这样解释也能勉强说通，但颇觉迂曲。黄先生则主张“故人心不见”，他说：“‘生平’‘宿昔’，一意；‘一顾重’‘千金贱’，一意。此复语耳。”意谓两句说的是同一回事，即女子曾经备受宠爱，得其“一顾”被认为重于“千金”。揆之李善注所引《列女传》及曹植诗语，这样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黄先生又说：“末二句（即‘故人’二句）一问一答，云故人心岂当如生平宿昔乎？今则不见此心矣。或讹作‘故心人不见’而妄说之。”黄先生的解释，贴切明白，颇解人颐。由此例很可以看出先生“精读文本”之精，也可以说是先生以文学词章修养与校勘相结合的一个好例。从以上数例，可以窥见黄先生《文选平点》之一斑。它们都是李婧博士书中所抉发的。李婧不仅爬罗剔抉，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而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先生校理《文选》的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特点，特别强调黄先生兼具文学家和小学家之长，因而其治《选》具有自己的优势。她论述先生“选学”的地位与影响，认为是20世纪传统国学向现代学科转变的标志之一：“黄侃具有非常鲜明的从《选》注向‘选学’转变的意识。……在这一主导思想下，黄侃加重了对《文选》的文学研究，形成了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的整体性研究模式。其解评（指黄先生对《文选》中作品的解评）熔章句训诂、考证订误等文献研究和义理解析、文学批评、文论互证等文学研究于一炉，实虚结合。……体现出从‘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转型的特点。”这些论述，都不是人云亦云的虚言，而是在一点一滴细致研读黄先生著作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对于黄侃先生“选学”的论述，只是李婧博士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他还有不少值得注意和肯定之处。如论析黄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本书也是先依循先生的思路和研究途径，细心研读，然后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加以比较，并且结合先生的经历、思想、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从而能更好地理解、阐释其研究成果，得出结论：黄侃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之转变的重要地位。又如黄侃先生在五四时期，反对以提倡白话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这往往被斥为保守。本书则结合先生的生平与思想，认为这看似守旧，但实际上反映了坚守传统文化的热忱与苦心。这样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也是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而得出的。黄侃先生是一代宗师，正如本书所强调的，在学术研究的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之间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转换，当然是一个还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本身对于新旧学术都有相当的了解和造诣，不然只怕所谓的研究也不过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难以对今天的学术有所裨益。人们有时多言其“新”，有意无意地忽视传统中的有益的东西，甚至以侈谈“新”来掩盖对于传统的无知、无能。笔者以为，重视文献工作和文本精读，乃是传统学术方法中很值得发扬的因素，然而要做好实在不易。今天借着写这篇小序的机会，与李婧共勉。而东隅已逝，不能不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如李婧博士这样年轻奋发的学者身上。2013年夏日于欣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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