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贫困，改变反贫困政策

本书由美国一批最优秀的贫困研究学者撰写而成，着重论述一个核心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能降低本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在过去的50年中，尽管美国实施了很多高投入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很多反贫困的新举措，但是美国贫困率仍旧居高不下，徘徊在15%左右。在2011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样，数量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虽然在经济繁盛时期，贫困率稍有降低，但是每次经济衰退都会把贫困率拉回到15%的基准点。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学者们陈述了美国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使得美国人越来越难以通过就业获得经济安全(Rebecca Blank)。就业市场变得更复杂多变，对雇员有更高的教育与技能上的要求，而且也变得更加国际化。雇主们发现，在世界各地开办工厂及工作室越来越容易了，不仅可以获得廉价劳动力，也可以降低成本。结果导致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尤其是那些薪资待遇优厚且拥有医疗、养老金的工作。与此同时，美国家庭也处于变化之中。玛丽亚·康西安(Maria Cancian)和德博拉·里德(Deborah Reed)考察了为何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家庭变为单亲家庭，并且其中大多为单亲母亲家庭。离婚、夫妻分居和遗弃现象的增加使得非婚生育和单亲家庭在美国变得很普遍。美国家庭，尤其是那些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变得更加复杂。夫妻双方经常和不止一个伴侣生了孩子，这样就形成了子女和继父继母及继兄弟姐妹生活的新家庭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所有单亲家庭比例上升，并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单亲的贫困家庭数量很可能是双亲贫困家庭的6倍。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出生于双亲家庭，并且双亲中至少有一方有工作的话，那么美国的贫困率很可能会低很多。另一个引发高贫困率的因素就是移民的增加(Steven Raphael and Eugene Smolensky)。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技能低下。他们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但是却聚集在劳动大军的最底层，大多数人薪水很低并且没有任何工作津贴。按照美国法律，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几个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比如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食物券和医疗救助。结果导致非法移民的贫困率很高。本书的第二部分，学者们探讨了贫困的生活环境对贫困儿童的影响(Markus Jantti)。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儿童经常是营养不良，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从父母身上汲取榜样的力量。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到低质量的学校就读。因此，贫困儿童非常容易沦为吸毒、酗酒的不良少年，卷入犯罪以及未婚生育中。因此，在贫困家庭长大的儿童比成长在经济富足的家庭和环境中的儿童更容易在长大成人后继续贫困。从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跨越的流动性之低，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21世纪国际化市场所需求的认知能力以及非认知能力，并非是那些不幸地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儿童所能轻易获得的。本书的第三部分，致力于帮助有工作的父母亲(单亲或双亲)平衡工作和成功养育子女。简·瓦尔德福格尔(Jane Waldfogel)研究了欧洲国家实行的医疗休假政策如何资助儿童托管，以及弹性工作时间规定如何使得父母双亲在保住工作的同时能够很好地完成养育孩子的任务。美国很多雇主已经开始实行灵活的弹性工作制，以及较好的医疗休假政策。在1996年克林顿政府时期进行的福利改革为儿童托管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内容重在阐述如何再定义贫困。美国的贫困定义几乎已被普遍认为过时了。近年来，美国人口普查局建议采用一种以收入为基础的贫困测算替代方法，这种方法既可以增加贫困人口总数，也可以对贫困人口进行更准确的洞察(Mary Jo Bane)。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rman)认为，以收入为基础的贫困测算方法并不能识别出贫困人口，也不利于考察美国的贫困问题。他极力主张贫困的定义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社会排斥，也要体现物质生活的种种艰辛，这个定义将会增强人们对美国贫困成因的洞察力，同时也有利于改善现行的政策，从而减轻贫困。自从本书出版以来，两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第一，美国将来可能不会模仿欧洲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解决贫困的方法，即被称作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以自由市场为导向，期待人们对自己及其子女负起责任，且能够规划未来。第二，所有的迹象表明，着重解决有劳动能力的成人的贫困问题，并不会取得积极的效果。贫困政策最好的效果来自于对贫困人口的下一代的教育，这类政策不仅能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而且还能引导他们将来如何走向成功。在美国，最为成功的抗击贫困的政策，是那些能够减少儿童在成年后遭受贫穷侵害的儿童政策。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大学政治学系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亚德曼(Yelderman)讲座教授哈罗尔·罗杰斯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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