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文化和心理：中韩比较

官员腐败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中韩两国政府在各个不同时期颁布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来治理官场腐败问题，也都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是官员腐败现象至今仍然屡禁不止。韩国《朝鲜日报》2011年6月20日发表社论《韩国需彻底根治腐败》指出：“在过去几个月里，国民几乎每天都会听说公职人员腐败事件。公职人员腐败问题，越有权力的机构腐败现象越严重，但并不是说看似没有权力的机构就没有腐败。在短短几年里，公职人员腐败现象已经蔓延到所有机构、所有职务……‘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数（CPI）CPI（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即腐败评价指数，是非官方国际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用于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国商业人士和专家的评价。CPI指数取值范围为0—10之间，数值越大，代表腐败程度越低。例如，2009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的CPI为9.4，而倒数第一的索马里的CPI仅为1.1。排行榜上，韩国2011年的清廉指数为5.4（居于‘轻微腐败’区间），在178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列第39位，大幅低于经合组织（OECD）30个成员国的平均值（6.97）。”社论：《韩国需彻底根治腐败》，《朝鲜日报》，2011—06—20（1）。2012年12月的年度清廉指数（CPI）排行榜上，韩国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5位，进一步下降。与韩国相比，中国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2011年度中国的清廉指数为3.6（满分为10分），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75名。俄罗斯的“社会腐败”，《法制日报》，2012—06—20（10）。。2012年12月的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降到第80位。因此，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11—18（1）。为什么官员腐败问题在中韩两国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不同的研究者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关注于舆论监督、财产公开等外部管理手段的探索，而忽视了对腐败滋生的文化土壤和国民心理因素的分析。其实，当官员腐败失去了其赖以生长的土壤，尤其是当官员腐败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时，它自然就无法生存了。在这方面，韩国反腐败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提供某种启发。从金大中以来的韩国每一届总统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反腐败的决心、勇气和意志不可谓不坚决，反腐败的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完善，反腐败的成就不可谓不突出，可是官员腐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为什么会如此呢？有报道指出：“韩国经历了长期的独裁、权威主义时代和经济急速发展期，政府、企业和国民之间相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形成了权威至上、结果至上、熟人优先、公私不分、盲目逐利和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特征，直接损害了行政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成为腐败的诱因。同时这些生活现象和文化特征不仅导致了个人的腐败违法现象，还引起了集体性、组织性和结构性的腐败行为，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各成员间的互不信任，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如果韩国国民的上述文化特征、行为意识和生活方式不加以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不会彻底消失，反腐制度和系统很难取得实效。”《韩国反腐败从改善人文环境着手》，《法制日报》，2006—12—03（4）。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中国也有上述的“权威至上、结果至上、熟人优先、公私不分、盲目逐利和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特征”，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建设、舆论监督等外部管理手段，而应该更着力于铲除腐败滋生的文化土壤，培养国民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和行为。本研究试图通过比较中韩两国官员腐败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来提炼对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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