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中国，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曙光，跨过高山，越过大海，普照了东亚大地，催生了一个包括多个亚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这个文明，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全东亚的，是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与地区在内的共同文化财产。她犹如同根芙蓉，花开数朵，各吐芬芳。不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有多少的不同，有多少的恩怨，他们依然被认为是生活在“远东”的，用汉字交流、用筷子吃饭的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群。与超越国家的东亚文明相对应的，是一个以册封—朝贡方式来维持内部国家与地区间关系的政治运行体系，这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体系。它与东亚文明，既血肉相连，又相对独立。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这个体系也宣告彻底瓦解。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携文化强势支配东亚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可以追忆而不可以追回的昨日世界！而文明却是不朽的。东亚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给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发明创造，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之后，依然生生不息，愈挫弥坚，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青春与活力。近代，我们历经风雨、苦难、屈辱。现在，我们重新崛起！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我们要承担我们相应的责任，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在汲取其他文明营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挖掘传统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为构筑新时代国家间关系和世界秩序提供经验和借鉴。当然，这审视，不是凄婉低回的告别挽歌，更不是繁华不再的无奈哀伤，而是重新出发的号角，是再创辉煌的进军令。本丛书的宗旨是：放眼东亚世界全局，重梳文明秩序边疆。在一个需要走出传统国家意识的时代，在一个更多地需要地区协作和全人类面对共同难题的时代，未雨绸缪，立足于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温故知新，编辑出版有关东亚文明生成、亚文明间关系、内部运行机制、秩序观念和相互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和反省精神，更为冷静、理性的学术努力，超越近代国家绝对化的藩篱，还原东亚文明世界的真相。这就是本丛书出版的目的与期望。相信走过了超国家“天下”时代的中国，在新的超国家的全球化时代，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和智慧。长期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一直试图诠释东亚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且有了不少的成果积累。但是，其中的不少人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之下，不但把该研究放在欧美进步、东亚落后的窠臼里，而且认为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种种变化，也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而已，故存在很多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解。这些不只是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也常常让人觉得背离了东亚文明的历史真实。近些年来的研究，推出了“中国中心观”，试图找寻中国或者东亚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中国中心观”不是“中国正统观”，是强调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不是强调中国的正统地位。东亚文明只是一个区域性文明，一个仅仅限于东亚的“世界”体系。未来的全球化，不是古代东亚秩序体系的放大，更不会整合到中国的“天下”之中。历史上，不只是中国的王朝喜欢自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诸如朝鲜、日本、越南的王朝或政权也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抱有“小中华”意识，认为自己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亦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人类群体交流相对隔绝的时代和区域，这种“夜郎”现象都曾经存在过，只不过是“夜郎”大小的不同。而且，作为地区性中心，这种所谓的“自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上，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出现。而且，不管是文化的边疆还是政治的边疆，也不全是被动的存在，其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需要重新厘清，更需要个案研究，我们期待大视角、全方位的创新研究成果问世。本着“编委会从简，丛书质量从优”的原则，本丛书不另设编辑委员会，由三人合作编辑：高士华，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问题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现任教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曹宏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杜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台湾史研究者，现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三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都对东亚文明及其政治秩序原理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一拍即合，商议决定共同承担这套丛书的企划、编辑和出版。我们将首先推出比较有影响的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同时，也尽最大努力给国内研究者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与其他文明比较的著作也在欢迎之列，期望借此促成我们自己的文明研究学派和边疆研究学派诞生。任重，道也远，我们愿与广大有志者一起，为提高东亚文明研究的学术水平而努力。高士华 谨识2010年4月10日于日本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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