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诠释

杜维明和成中英是近年来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当代新儒家学者，二人的论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启蒙反思、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东亚工业文明、本体诠释学、新新儒学，等等。他们有着深厚的中西学养，能够以独特的视阈审视儒学中的活水源头，并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发表自己的儒学论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杜维明和成中英的学说在中国大陆早已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对二人学说进行比较性的研究还不多见。郑秋月女士聪颖好学，集多年之精力专注于杜维明和成中英思想的比较研究，写成《对话·诠释——杜维明与成中英的美国儒学论说》一书，全面、翔实地阐释了二人的儒学论说，虽然其间尚有稚嫩青涩之处，但不失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借本书出版之际，一方面对郑秋月女士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想谈谈儒学的价值和命运亦即儒学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权为序。中国造就了儒学，儒学造就着中国，历史的情境不一，儒学的命运多舛。儒学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占据着思想中心的地位，它曾经以自己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同化过异族文化和非儒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清之际，随着东南沿海地区新生产方式的萌芽，本土化的启蒙思潮破土而出。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宣传科学意识、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的同时，对以“宋明道学”为代表的儒学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晚清以来，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伴随“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儒学与现代性的内在紧张日益凸显出来，二者的关系成为知识精英无法绕开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自由主义者扬起了整体性反传统和整体性西化的旗帜，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扫荡。与此同时，以现代新儒家为主干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则在吸收西学、提炼现代生存感受的基础上重建了儒学。在现代新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儒家“内圣”与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关系，冯友兰的“继往开来”说、唐君毅的“返本开新”说、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等都确立了“内圣”和“新外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试图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今天，在“全球化”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语境下，儒学的价值和命运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和理论话题。徐复观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这个民族部分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文化等均获得了巨大发展，民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随着中华民族的振兴，国人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从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儒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经进入到“实然状态”。“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均与以儒学为主线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息息相关。知识界和民间的国学热、读经热等此起彼伏……然而，在上述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并不能对儒学的现代和未来命运盲目乐观。因为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明显地具有理想主义甚至空想主义或幻想主义的色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儒学与现代性的深刻矛盾。正像方克立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新儒学毫无疑问以正统儒学为本，而儒学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重道轻器，与之相关还有存理去欲、好古贱今、重农轻商、重国家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重人治轻法治、重和谐轻竞争、重守成轻进取、重道德轻知识、重理想轻事功、“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显然与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文化的价值观念差异很大，甚至可以说在基本的方面都是对立的。因此，“企图保持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不变，并从其核心‘内圣’心性之学中疏导出现代意义的科学和民主来，这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现代新儒家所立之‘本’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转换，那么它就很难开出适应现代化需要之‘新’来”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0页。。内圣虽然开不出新外王，但却可以修补新外王，这主要是由于新外王的负面效应和内圣的某些合理性因子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尽管儒学在中国21世纪的文化格局中只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某些资源经过现代新儒家学者的重建而转化为现代化精神的内在因素。比如，从传统的道德资源来讲，儒学中就存在着一些可以提升现代人人格的理念。主要是：德本论、德治论、德育论、群己论、义利论、理欲论、品德论、修养论等。柴文华：《论儒家伦理中的“活元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儒家的优秀价值理念经过现代的洗礼，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补充部分，它为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存在提供了自身的合理性。柴文华2012年5月18日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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