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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既是时代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理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这里讲的传承,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传承,同时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这里讲的发展,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不断创新,同时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突破与提升。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两种传承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各自孤立进行的,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的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后人的理解和阐释,不可能离开后人的研究来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对后人的传承与发展加以重视和关注。这也正是我们组编这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的初衷。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冯定教授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1978年以来,黄枬森教授等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拓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使其成为全国重点学科。多年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其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成为本学科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成功开创,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由黄枬森等教授主持编写的以及与国内同行共同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全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学科在保持原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发展的需要,逐渐拓宽了研究领域,形成了这样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文本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和文本内容研究;二是基本原理的专题性研究,特别是历史哲学的研究;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主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对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人学和发展理论的视角予以新的探讨。这些研究方向的确立,意味着研究不再仅仅限于传统教科书的框架,同时面向现实问题研究,从而走向新的融合。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学术界多年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强调研究的学术性,有的强调研究的现实性,彼此形成不同的倾向和主张。实际上,二者并不构成矛盾与对立,而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不能正确理解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正确地阐释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仅仅限于这样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为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一些原理的“诠释学”“考据学”,无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也是一个发展、开放的系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伴随实践的发展,许多基础理论也要不断深化、调整和完善。关注现实问题,加强“问题导向”,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得到新的重视和开掘,另一方面可以给文本中许多思想赋予新的当代意义,从而激活其思想资源,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就此而言,加强现实问题研究,又会有力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实现二者有机结合,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这也正是本学科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拓展研究方向与领域的动因所在。收录在本论丛的书目,都是本学科老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些老教授虽已离开教学岗位,但不少人始终是“退而不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成果不断,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论丛写作的时间来看,既有过去撰写的,也有新近创作的,有的完全是近几年研究的成果;从其内容来看,涉及的论域比较广泛,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又有关于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其关注的重点来看,既有基础性的问题,又有前沿性的问题;从其研究的领域来看,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涉及的各种领域,又有与其相关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这些成果是这些老教授长期研究的真实记录,是他们探索轨迹的生动描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绚丽画卷。本论丛只反映了本学科过去研究的一个大致图景,并未体现其研究的全部历史和现状。收录的书目主要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或代表性观点。尽管各位作者研究的重点不同,旨趣各异,但其目标指向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不断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求发展、创新。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各位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本论丛所收集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和作者们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作者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大多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走进大学校园,而后留校任教。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其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和感悟。这些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个人体验的印记。今天看来,在这些成果中,尽管有些话题可能有些陈旧,某些看法也不一定新颖,但其确实反映了这些作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独特思考和艰辛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是本学科长期积累的宝贵财富,它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梯。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同仁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一直以高度的热忱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只要充分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光荣传统,锐意进取,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们将会把新的成果集中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丛书加以出版。近年来,本学科的发展得到了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良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建议并捐资设立了“黄枬森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项目(简称“黄枬森项目”),为本学科的教学、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深表感谢!本论丛的出版得到了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良先生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资助;北京大学哲学系对本论丛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论丛的策划和出版作了很大努力,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论丛编委会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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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星,男,1933年8月生,湖南平江县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国家“七五”规划社科重点科研项目。1999年退休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哲学和教育。主要著述有:《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曾获国家社科基金奖)、《为卢卡奇申辩》、《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主要译作有:《黑格尔——一种新解说》([美]沃尔特·考夫曼著)、《辩证法内部对话》([美]诺曼·莱文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民主化的进程》([匈]乔治·卢卡奇著);主要编集有:《人类精神的自由反思者》、《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合编)、《育才之路新足迹——北大首届文科综合实验班》等。发表各类文章近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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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探究第一章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 应当克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思维模式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与特点
三 我看国内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倾向
四 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具体研究
五 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想法
六 也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七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八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九 走进新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二章 关于卢卡奇等思想家一 卢卡奇卓越而坎坷的一生
二 卢卡奇怎样对待斯大林问题
三 卢卡奇倡导社会主义体制与理论的革新
四 卢卡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五 “哈贝马斯热”在我国悄然兴起的原因
第二编 社会主义与人的问题的思考第三章 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一 《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的命运
二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理论意义
三 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两个突出矛盾
四 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反思与总结
五 卢卡奇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郑重探索
第四章 关于人道主义与人一 关于人道主义研究和教育的几个问题
二 “以人为本”的若干思考
三 “以人为本”的哲学根据
四 “人化自然”学说与现代科技革命
第三编 现代中国意识形态若干争议的追溯第五章 关于五四运动与北大传统一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认识问题
二 再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
三 李大钊哲学思想若干特点的启示
四 怎样评估胡适的哲学思想?
五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
第六章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一 一场难得的“哲学争鸣”
二 学术繁荣的途径何在
三 冯友兰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四 顾准对辩证法体系的质疑
五 对“合二而一”论批判的回顾与反思
六 对异化与人道主义批判的回顾与反思
七 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新著
八 倡导智慧与自由的哲学
附录 在马哲史的研究中开拓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