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与世间很多事情一样，学术研究欲取得大的成功，也需要日积月累，步步为营，由点及面，循序渐进。这其间讲究的是一个坚持、延续和拓展。没有坚持，便无法延续；没有延续，就难以拓展。薛泉君的学术经历是一个例证。他早年由东鲁至燕赵师从詹福瑞、刘崇德教授读硕读博，研究题目分别是《两晋拟古诗初探》、《宋人词选研究》，打下了中古文学和宋代文学的底子；其后进入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视野由前向后继续延伸，选择了《李东阳评传》、《李东阳研究》两个题目，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又奠定了明代文史的基础。如今，他转赴海南，以李东阳和茶陵诗派为支点，进一步拓展领域，对明代中后期几大文学流派作系统考察，于是便有了这部《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书稿。该书主要以明代中后期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等几大重要文学流派为参照重心，在明代文化复古的大背景下，梳理、探析明代中后期主流文风的演变规律及其意蕴。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有四：其一，对涉及到的每个文学流派，多从流派称谓来源、成员构成、学术渊源等方面，进行较详细的爬梳、考辨，特别是清理了七子派、竟陵派、云间派一些尚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其二，以各流派核心文学理论为中心，考察明代中后期主流文风的演变。其间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同一流派内部形成的群体效应及其对一时文风的主导作用，二是不同流派间通过论争而对文风发展演变的推动；三是前一流派对后起流派形成理论导向，使得相似文风在不同时段的传承中得以复现或新变。其三，新旧文学流派的交替存在若干规律：当一个流派走向末路时，多流于雷同剽窃，遭人唾弃，这就为新流派的诞生提供了契机；而旧流派内部某些成员意识到本派弊病，开始进行调整、修补其理论，又往往成为后起文学流派的理论始点。其四，明中后期文学流派的兴废，也是一个主流文风不断转向、演变的过程。自茶陵派始，明代主流文学总体上走过一个“复古——革新——复古”的历程。若仅就其中前后两大复古思潮而论，前一“复古”，涵盖茶陵派、七子派、唐宋派；后一“复古”，主要指竟陵派、云间派。此二“复古”并非简单的重复，前者偏重从艺术上探求诗言情、文载道之路径，后者则既重师古又重师心，其中云间派更力图将诗歌与现实人生贴近，承接了儒家的风雅传统。这一历程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推重，也存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的脱节。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薛泉君对明中后期纷纭繁杂的文学流派及其发展态势已有了相当的体察，对文风之因革嬗变及其规律也有了较为深细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由此再进一步，对若干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明确认为李东阳茶陵派为明代中后期文学复古的起点，从而改变了论者多以前七子为起点的传统看法；在探析七子派复古文学主张的成因时，指出其理论之形成，从政治层面说是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从文学层面看则是文学审美特质的寻复与文学传统的再续；谈及唐宋派，特别强调其在言情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徐谓“本色论”、公安派“性灵说”生成的影响；至于公安派，则一方面着力凸显其在晚明文风演变进程中否定复古思潮、回归文学言情本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揭示其重师心不重师古所导致的肤浅俚俗，以及后继者竟陵派因取法狭窄而深陷“深幽孤峭”的原因，由此对晚明激进文学退潮，复古文风回流的大势作出更为深入和准确的判断。当然，关于明代文学流派研究的论著已有很多，要想在一片久经耕耘的土地上再结硕果，既需深耕细作，也需改变视角，别出手眼。在这方面，作者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有继续开拓的空间。清人章学诚《答客问》有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是做大学问的境界，也是学人应该追求的境界。在此提及这段话，既希望薛泉君能以此部书稿为支点，对相关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坚持不懈地探索、延续和拓展，获取新的成就，亦借以共勉。是为序。辛卯岁末，尚永亮匆笔于珞珈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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