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出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

汇率变动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一个国家的产出。以贸易渠道为例，汇率升值通过支出转换效应影响产出:本币升值将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对外标价，降低进口商品的对内标价，从而对本国产品需求下降，导致本国产出下降。除了贸易渠道影响之外，汇率升值还通过投资、汇率变动预期、对外资产负债等渠道影响产出。本书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产出的影响。根据书中所列23个模型以及在实证过程中测试的各种模型的实证结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产出具有明显的紧缩作用，结果是稳定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中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下降0.2%左右;发电量下降幅度则为0.4%左右。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在于各行业用电量的分布:汇率升值对外向度较高的制造业影响较大，而制造业电力消耗较高。汇率升值对中国GDP的影响小于汇率对实际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中国GDP下降幅度在0.1%—0.2%之间。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具有短期的增长率效应和长期的水平效应，即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只具有短期紧缩效应，但对产出水平值的影响具有持久的负面效应——虽然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经济的环比增长率经过短暂下降迅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产出水平却由于前期产出水平的下降而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汇率升值对产出造成的是“时间”的损失，即经济增长率虽然得到恢复，但产出却退回到较低的基期水平上增长。根据Blanchard和Quah (1989)封闭经济模型和Bjørnland (2004)开放经济模型，本书发展了三变量开放经济理论模型，采用SVAR施加长期约束的方法，研究结构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我国产出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既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也可能减弱中国经济的波动，作用的效果取决于导致汇率波动的背后因素。受“国外需求上升因素”的冲击，根据贸易顺差的传递关系，人民币汇率将升值。同样，受“要素成本上升因素”的冲击，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传递关系，人民币汇率也将升值。前者汇率升值将抑制中国经济的波动，后者将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其内在逻辑关系是，国外需求上升将导致中国经济繁荣，而此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紧缩作用将有助于经济的稳定。要素成本上升将使中国产出下降，而此时的汇率升值将使中国产出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加剧经济的波动。在汇率对各行业产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中，采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存在着贸易权重与其产出效应大小不匹配的缺陷。书中定义了“产出有效汇率”概念，其含义为对产出具有最显著影响的“一篮子”货币汇率指数。根据该方法的测算结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铁矿石、水泥、生铁、原煤、焦炭等上游行业产出水平具有收缩作用，但对原油产量几乎没有影响;汇率升值对化工产业等中游产业负向冲击较大，但对粗钢、钢材产量的影响趋于中性;汇率升值对家电和机械等下游行业具有较大的负面冲击。总体上分析，汇率升值对工业的上、中、下游产业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交通运输等与工业产出水平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同样具有负面影响，但对电信等面向国内消费需求的服务业影响不大。汇率对出口比重较大、利润较低的行业冲击非常明显，如纺织业，而对于国内需求不能满足的行业冲击影响较小，如石化行业。经测试，各行业产出水平对美元汇率变动最敏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是各行业应重点关注的汇率。基于汇率变动对中国各行业影响的实证结果，应界定“升级脆弱行业”，加强行业内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控制能力和议价能力;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确定应与企业竞争力指标联系;建立灵活有序、富有弹性的要素市场，降低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加速产业升级，支持机电等重点行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显著的“紧缩性升值”说明，应避免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大幅升值。在人民币汇率调控方面，应加强资产价格的调控、对热钱的监控，适度消除大幅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资本跨境流入和中国资产价格上升，将直接给热钱带来一条获取超额收益的投机渠道，也将使我国在汇率控制方面陷入如东南亚国家1998年前的困境。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美元面临特里芬两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进程还应该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关注汇率产出效应的过程中，应避免研究领域的短视，除了看到大幅升值给产出带来的负面效应外，还应看到汇率升值的长期性、升值的正面作用以及渐进性升值给投机资本带来的巨额收益。管理汇率应统筹兼顾，不应仅仅局限于其产出效应。在升值调控中，联合升值将大大减弱升值紧缩效应，甚至可能带来正效应。联合升值政治协调难度很大，但却是跳出囚徒博弈的一条通路。关键词:实际有效汇率　产出有效汇率　产出　SVAR　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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