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疆界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我们需要厘清它的涵义。现代文学的涵义有两种：第一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它指的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有三个“五四”的概念：A．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所发起的思想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它是一个思想文化运动）B．1917年，由胡适与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文学革命运动）C．1919年5月4日由学生示威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运动。（1919年的学生运动，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一场实践革命。）这三者有内在的联系。新中国建国之初，大家比较强调“五四”革命的一面，认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意无意地贬低、淡化前两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始强调作为思想文化的“五四”。李泽厚的著名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其基本观点就是只有作为“启蒙”的“五四”才是真正的“五四”。一直到1989年，李泽厚还是坚持认为“今天要继承五四精神，应特别注意发扬广大其理性、科学精神，特别是要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学的体现，即如何寓科学精神于民主之中。这便是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建设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设，而不只是激情和否定。”参见李泽厚《启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文学，这是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二种是比较广义的说法，指的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过程，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而产生，反映现代中国人精神状态、思维习惯和文化变迁的一个文学进程。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因为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没有纯粹的中国问题，中国的变化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为例，前者起因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它不是中国问题，而是世界问题，是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问题；而如果没有后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文学就不会大行其道，五四文学倡导的启蒙文化运动在20世纪的命运就要重写了。从学科历史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新文学”研究阶段（1919—1949）。因为新文学的年轻，所以诞生之初只有一些文学批评文章，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的评论，当时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1932年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新文学的王哲甫，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这本书是他授课讲义，出版之前曾经受到郑振铎、马季明、郭绍虞等人的指导，胡适为其题书名。王哲甫：《自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2页。还有一本未出单行本的文学史，是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的讲义。王瑶先生曾经这样介绍：“解放之前虽然也有过一些文章，但是并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那时大学里根本没有开设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中文系的必修课仍然是从文字训诂入门，越古越好。那时搞现代文学的人是受歧视的。朱自清先生开始在清华大学教现代文学的课程，教了两年也教不下去。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参见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文艺报》1983年第8期。这本讲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朱自清遗物时发现的，全是手稿，1982年才以提纲形式发表。后来整理出来，收入《朱自清全集》（第8卷）。这是著名学者、作家在著名大学的讲稿，内容非常丰富，朱自清运用了法国泰纳“三因素”（种族、环境和时代）的理论方法，加上作者新文学运动亲历者的身份，所以这部讲义非常有意义。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由一个年轻的编辑赵家璧组织，出了一套20年的选集。他找了一些当时闻名于世的作家来选编：文学理论：胡适；文学论争：郑振铎；三卷小说：鲁迅，茅盾，郑伯奇；两卷散文：周作人，郁达夫；戏剧：洪深；诗：朱自清；史料：阿英。他还请这些文化名人每人写一篇至少一万字的序。洪深写的序言最长，有六万字；鲁迅一向是写短文章的，也勉强写到一万字。这十篇导读，就组成了非常权威的文学史。当时权威刊物《文学》上刊出书评：“《新文学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亦就兼有了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个人‘看法’不同，自亦难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面，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每册约四十万至五十万字。……而全书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新文学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姚琪：《最近两大工程》，《文学》1935年第5卷第1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导言的笔者不仅亲自参加了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而且代表了不同的创作倾向和流派，“在导言中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如胡适用文学进化论观解释新文学的诞生，周作人以为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而鲁迅、茅盾的导言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辩证地评价现代作家、作品和流派，在方法上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这些序言构成了一部非文学史的文学史，对于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常有参考价值。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个发展阶段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1949—1985）”。陈思和认为：“这里所指的‘现代文学’，既不是世界意义上的‘MODERN’，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CONTEMPORARY’，它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概念，也就是指1919年到1949年之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也有文学史称其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其政治对学术的制约是相当明显的。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是论证新的政权的光荣历史及其合法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陈思和在同篇论文中认为“这种政治唯大的弊病，并非大陆学术界的特色。同样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里，如刘心皇氏、夏志清氏的文学著作，也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大于艺术分析的地方。这当是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性冷战和反共思潮的后果，也并非他们的著作所独有。”新中国建立后，新的国家政权“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地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作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学史研究就顺理成章地从古代文学的学科领域中独立出来，而且得天独厚，自上而下得到格外的重视，并纳入新的学术体制，带上浓烈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的色彩。在很短的时间内，现代文学几乎成为‘显学’。”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门学科由此被提高到了很高的地位，新文学史被国家教委定为各个大学的必修课，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并立的二级学科。实际上，现代文学所包含的容量不会超过三级学科，这与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关，它要运用一切人文学科来宣传。但反过来看，正因为革命的需要使得新文学研究变得重要，这对于这门学科的建设有很大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以高等院校教材形式出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等，同时随着高校现代文学课程的开设，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队伍，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阶段（1985至今）”。在这个阶段，学术界提出20世纪文学的概念。198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三位青年学者联名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所下的定义是“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仍然以“由于本书的教科性质”的理由保留三十年的历史叙述段落，合著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在同一个时期，陈思和撰文指出“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局限：“原来以‘现代文学’概念取代‘新文学’的概念，规定了一个学科的范围和规模，但这以三十年为时间界限的‘现代主义’很快就表现出它自身的局限性，时间与空间的局促都妨碍了研究思维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本来就不是在纯粹文学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借助这个窗口可以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诸种因素，所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若把它封闭在三十年的时空中，上不衔接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当代文学的流变，横向上又缺乏对世界文学格局的联系，这样等于扼杀了这门学科自身的生长因素。”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这些年来，以贯穿20世纪，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思潮、外国文学思潮关系，以期扩展现代文学内涵的文学史著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顺馨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在丛书2002年第二版时加入，共计11本），囊括了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为主力的现代文学研究成绩，如谢冕、钱理群、洪子诚、陈顺馨、孔庆东、旷新年、李书磊、杨鼎川、张志忠、尹昌龙、孟繁华等人；另外一部以编撰学者学术论文来勾勒现代文学史面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共三卷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总收入五十多位研究者的八十余篇文章，“力图汇集八十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的精华，供专业研究者和大学文学系的师生们作参考之用”。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时过境迁，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势必要往后延展，那么如何命名当下的文学研究就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进行调整和变化，以适应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内涵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是晚清以降，随着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中国与之交锋、对抗、融合等一系列反应，慢慢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发展进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变化的文学形态。这些内涵方面的拓展，学界众多学者都在努力，成果倍出。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外延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所涵盖的文学地域上，必须跳出中国大陆文学的自我设限，必须要包括两岸四地的文学状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整体地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层面的存在方式和思想涵义。一　构筑更具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依据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帝国版图不断被侵蚀，香港、澳门和台湾先后沦为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中国文学由此也开始了离散意义上的文学版图变化。时过境迁，新中国1949年成立至今，随着大陆与台湾文化交流的频繁、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我们确实应该重新整合出一个涵括两岸四地空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期的文学，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延续的“中国当代文学”，则仅指中国大陆文学，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状态少有提及。从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出第1卷，1988年出第2卷，1991年出第3卷）、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初版本著者还有王超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瑶先生为其顾问并作序）、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到程光炜、吴晓东、郜元宝、刘勇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业内闻名的文学史来看，除了杨义的著作中有两章涉及台港文学之外，其他著作仅论及中国大陆。而随着学术界研究的发展，随着对台湾、香港、澳门三个地区文学的研究深入，最早号称囊括台湾文学于现代文学史内的是张毓茂，据其“前言”所言：“我们尽量广泛吸收近年来新文学研究的成果，同时，更注意把我们的探索收获纳入书中，特别是关于台湾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尊敬的前辈学者王瑶先生得知本书内容的这一特点后，建议我们把此书定名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参见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但纵观全书，涉及台湾文学的部分少得可怜。这些年一些专注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研究的专著不少，如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陆士清《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袁良骏《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曹惠民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江少川《台港澳文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俊《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饶芃子等《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有关不同华语地区比较的专著也有，如丁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双一、张羽合著《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我们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涵盖两岸四地文学（这里的“两岸四地”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陈思和指出“过去当代文学史只限于大陆的文学范围显然是不全面的，在抗战以前，台湾和香港的新文学显然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但与大陆的文学界的直接交流还不多；从抗战开始，大陆作家纷纷南下，香港一度成了全国文艺中心，而台湾则从光复到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完全交融在一起。大陆、台湾和香港成了不可偏废的三大区域，这是中国抗战以来形成的文学格局的一大特点”，同时他认为随着台湾与大陆文化交流的增多，香港回归中国，因此构成“文学上的真正‘新时期’”。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再次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地理版图的变迁过程：“1949年以后，文学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只是地域的面积变化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域扩大到整个大陆，国民党控制的地域缩小到台湾列岛，而回归前的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仍然带有某种殖民地文化的特征。正如对抗战以后的文学史应该分头研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一样，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也不能无视与大陆文学同时存在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澳门的文学，这一空间区分是不容回避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这些在在提醒我们扩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二　构筑更具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参考很长时间，我们都会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近代中国领土有被殖民的客观历史现实，香港曾经是英国人殖民地（1840—1997），澳门曾经是葡萄牙人殖民地（1887—1999），台湾曾经是日本人的殖民地（1895—1945），东北三省也曾经是日本人的殖民地（1931—1945），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历史事实，这样才能对台湾日治时期文学、日伪满洲国文学、港澳文学中的殖民地因素、软性文化、家国想象、政治隐喻等文学生存状态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纵观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和海外汉学研究在两个方向进行着努力，也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相关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第一条理论线索是“现代中国文学”。这一说法还是源于1985年的“论‘二十世纪文学史’”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陈平原指出“（中国文学）另一大块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所谓‘现代中国’，是一个以经济高度现代化与政治高度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必然会产生一种崭新的现代中国文学。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学，它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的文学进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沿着他们对谈的思路发展各自的学术兴趣，在他们的同辈、后学共同努力下，支撑和拓展出中国现代文学新的研究范式和风向标。他们或从“文学史理论”同上书，第28页。入手，代表学者是陈思和，他在文学史理论研究上大胆创新，先后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民间隐形结构”、“无名与共名”、“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潜在写作”等一系列重大概念和思路，重建本学科的研究框架。继20世纪80年代与王晓明共同发起“重写文学史”之后，再次开拓了“文学史理论创新”的研究目标，学术成果有其弟子辈的著作：王光东《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另外，北京大学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是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反思的杰作；或从“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入手，如郜元宝《在语言的地图上》（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曹万生主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人的著作；或者注意“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同上书，第8页。的横向影响，如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德发《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或者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变化”同上书，第36、42、56页。，如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怡《日本经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或者研究“改造民族的灵魂”同上书，第2页。这一主题的启蒙文学研究，如韩毓海《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张光芒《启蒙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等。第二条理论线索是“华语语系文学”。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有不少作家以英文创作，因此有了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的说法。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使用的地区，也有了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班牙语系（Hispanophone）和葡语语系（Lusophone）的文学体系。近年来海外汉学界也有学者提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尝试用这个新的概念涵盖世界各地以华语为创作语言的文学。这个文学术语和理论研究源自美国汉学界，其主要的代表是史书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和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系）两位教授。史书美强调的是中国大陆之外地区的华语文学创作可以自成系统：“‘华语语系’的定义必须指涉的是本土地域的空间，而且它包含了极强的时间性，以便顾及其形成与消逝的过程。对于那些最近形成的、使用广东话、闽南话以及其他各种华语的美国群体而言，政治忠诚常常涉及相互争执的各种极端立场，但不容置疑的是，它们投注在定居地上的社会心理情感常会渐渐增长，直至盖过原有的眷恋。可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华语语系’保持住生机勃勃的状态，而早一些移民可能向着主流再前进一步，通过将主流文化异质化来寻求多元文化的诉求”。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编《百川汇海：文史译新探》，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页。王德威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更强调的是中国境外的华语语系文化与文学。王德威强调“华语语系文学因此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其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当然无从面面俱到，从事一网打尽式的研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已经可以开始。”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学科版）2006年第5期。王德威从海外学者的眼光来看，他认为“华语语系论述与中国文学论述在分殊彼此的过程里，目前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基本不脱‘空间／位置的政治’（spatial and　positional politics）。提到现当代中国文学，论者立刻想到中国大陆所生产的文学，而且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叙事’作出或正或反的连接。相对的，提到华语语系文学、海外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联想浮上台面。在这个二分基础上，我们有了内与外（interiority vs．exteriority）、包括与排除（inclusion vs．exclusion）、定居与离散（settlement vs．diaspora）等等划分畛域、区别立场的论述。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如敌或友（hostility vs．hospitality）、整合与抗争（governance vs．resistance），尤其耐人寻味。”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虽然，两位学者的看法和见解很有不同，所论述的对象也很不同，甚至溢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涉及了欧、美、澳、新、马等海外地区的华语文学创作。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可以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打开，把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文学统括起来研究，从而开创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我个人认为是否可以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的研究，不论是“现代中国文学”还是“华语语系文学”？我们先做事，从各种领域，各种理论，各种作家研究入手，慢慢建构起现代文学的丰富的内涵。大可不必纠缠于称呼的不同，从而在基本的作家研究、史料钩沉、理论建构等方面出发，在新的空间上构筑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必须建构一个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文学进程的整体文学史观，这样才能配得上“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的范围和视野。很有意思的是，“台港澳文学”的研究，或者说“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在美国也处于边缘状态，王德威、史书美两位教授都曾跟笔者说起在美国学界中还是推崇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类似于中国大陆学界。研究台港澳文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在美国大学找工作很难，成功者寥寥，幸运者如蔡建鑫、陈荣强等人。在建构这种更具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点：1．跳出独尊或者独大中国大陆文学的窠臼，必须注意各区域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更要尊重各区域文学独特的发展进程。早在1986年，就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将香港文坛列入“国统区文学”，既违反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学的实际，“首先，当时的香港并不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而是处于英国当局的殖民统治之下……其次，尽管当时有大批文化人来自国统区并且与国统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又给予国统区文坛巨大影响；然而，香港的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与国统区却明显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而相互区别。……第三，由于包括一批本港作家、归侨作家在内的岭南作家群的崛起，香港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地方色彩。”许翼心：《香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各地区的文学传统与特色。2．尊重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关于台港澳文学的研究成果，对各区域文学的历史和文化大背景有所认识，尊重各区域文学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特点，从而做到客观、公正地进行对各区域文学的讨论和研究，特别是对在地意识的“同情之理解”是非常必要的，如所谓的“台湾意识”和“香港意识”，如本书中没有提及的台港澳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如叶石涛、齐邦媛、陈芳明等人的台湾文学研究，黄继持、卢玮銮（小思）、郑树森的香港文学研究，还有各种在地的文化研究、族群研究、语言研究、本土历史研究等等，其中的一些主体意识和在地经验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误读中走出来，从而对其他地区文学保有一颗宽容和尊重的心态，少一些大中国观念的狭隘和偏执。2007年博士毕业后，我被恩师陈思和教授推荐到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工作，2011年在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客座之后，我又应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文学和新马文学，日子过得很有压力但也很充实。七年来，我慢慢接触到了大陆之外地区的文学，游走新、马、台三地的过程中，通过朋友交游、参加会议和任职授业，也慢慢地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中走出来，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延伸领域。我认为只有将两岸四地的文学进行整合研究，我们才能获得对现代文学整体观的把握。这本书中的二十多篇论文，范围从五四文学到当代文学，从大陆文学到台港文学，代表着我这一路走来的学术视野的变化，也标示着我这些年来的探索成绩。如何构筑涵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一个个作家个案、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和社会大背景中，寻找到解释和整合新的现代文学史的方法和途径，是我未来要努力的方向。2014年6月9日凌晨1点20分书于新加坡国立大学Kent　Vale教师公寓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