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的人际失谐与群体认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从无到有，且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并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和焦点。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二十年多来，学界的研究，可以认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着眼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着重分析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和思想冲突；二是立足于学术与政治的角色变换，重点考察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与独立人格；三是落脚于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诉求，深入探究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问题。可以说，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以上三个层面相比，有关知识分子内部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关注的又一热点，然而又是学界研究的一个弱点。古今中外，以创造、传播、驾驭各类知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可谓数以亿计，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无不具备有别于其他知识分子的特质。特别是由于当代科学竞争机制的不完善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秉性和傲岸于世的性格，使得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更为艰难，也使得“文人相轻”成为古今中外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这一现象可谓既由来已久，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早在1800多年前三国时期的曹丕就有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论文》。的慨叹；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年代里，陆续发表七篇关于“文人相轻”的文论王琳琳：《鲁迅：晚年情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对当时文坛上各式各样的“文人相轻”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一代文豪郭沫若也认为“文人自来是难于团结的，所谓‘文人相轻’，差不多是一种铁案难移的判断”《郭沫若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从历史角度考察，“文人相轻”是阶级社会，尤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在以“官本位”为主导的阶级社会里，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无不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倾向为转移的。在这种条件下，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利己的目的，往往有意贬损其他文人，尤其是与自己同行的知识分子。其极端者往往由“文人相轻”发展到“文人相残”，如历史上庞涓设计陷害孙膑、李斯与韩非之争等。从现实因素考察，“文人相轻”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惯性因素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更是绵延流长。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消除了其滋生和蔓延的根本社会条件，但是由于我国社会整体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不够完善，封建主义的残余及其影响还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因而“文人相轻”还不可能迅速消失。二是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有关激励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工作机制还未完全形成，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还存在着无序性、不公平性和非公开性。这种情况也使得“文人相轻”这一历史痼疾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从思想角度考察，“文人相轻”现象的存在，与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部分人没有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密切关联。“文人相轻”现象的存在有着严重的危害性。首先，“文人相轻”影响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合力发挥，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其次，“文人相轻”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如果知识分子之间彼此轻视、相互排斥、相互拆台，就不会有什么学术的繁荣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再次，“文人相轻”也不利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全面发展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魏继昆：《解析“文人相轻”现象》，《光明日报》2001年6月5日。学界一些明智之士虽也意识到当今时代亟须大力加强知识分子的伦理建设，努力克服狭隘的“文人相轻”意识，积极推进知识界的大力协同精神，但学术界对该问题较为系统研究的文论还极少见。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都采取了短论的形式，或者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介入对“文人相轻”的分析，大多数研究仅就此类问题一笔带过。印房跟我攻读博士研究生，在学业精进的基础上，敢于挑战自我，与我多次深入商讨，最终选择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人相轻”问题研究》这一颇有难度的课题。几年来，他以当代知识分子的人际失谐与群体认同这一关于知识分子群际伦理建设的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足够的韧性与耐力，克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作了大量的访学和调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除撰写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外，经过三年多苦心劳骨的劳作，高质量地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现在，他又辛勤耕耘，根据其承担的山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其博士论文进行了精心修改与完善，形成今天的书稿，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甚感欣慰。关于本论著，总体观之，我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新时期知识分子伦理建设问题的创新之作，对于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知识分子的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凸显问题性。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世代相承的特殊群体，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知识界，也存在着浮躁不实、合作艰难等令人担忧的困扰，如“科研团队中，文人相轻、论资排辈，只做‘鸡头’，难为‘凤尾’的情况屡见不鲜”，“门户之见，文人相轻，论资排辈，学术争论不能敞开进行，学科交叉进展缓慢等妨碍科技进步的陋习，仍然相当普遍”，“重近期论文数量，轻长远实际效果，重个人名次，轻团队贡献，使科技人员急功近利、追求数量、不讲质量，以及分散单干、不愿协作”这类问题。徐可：《科技工作存在四个不协调问题》，《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1日。该书稿能够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知识分子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对少数知识分子中实际存在的“相轻”或“内耗”问题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对其现实表现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分类，这对唤醒学界对“文人相轻”问题的深思，为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克服这一知识界陋习提供了现实依据。注重创新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注重实际价值，推动理论创新，推动理论与实际结合。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前人的理论认识上，不能照搬别人的理论模式，而必须站在时代潮头，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努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实际价值。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政策层面和个体层面，而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关系的研究却少有论及。印房同志的这项研究，可以说是突破了这一问题原有的思维框架，拓展了研究空间。本研究对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于加强知识分子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时代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而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7页。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势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积极推进团队建设，不断发扬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努力造就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是当今时代对广大知识分子提出的迫切要求。该书在科学分析学界弊端的前提下，对于大力倡导知识分子的高尚精神和优良传统，切实加强有利于知识分子团结协作的机制建设和伦理建设，努力实现由“文人相轻”向“文人相尊”的转变，进而为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众所周知，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人相轻”这样一个严肃而敏感的课题，由于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内容，特别是把具有独特个性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难度更可想而知，真正把这个问题探索清楚也实属不易。该书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需要补充和修改的余地，需要作者在今后学习和工作中予以继续研究，也希望学界有更多的同行关注这一研究，为克服知识界“文人相轻”的痼疾而发出更多更强的声音。此为序。魏继昆2010年11月26日于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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