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

过去，我一直在为别人做“嫁衣裳”，现在为自己做“嫁衣裳”，却是第一次。自从1960年年初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工作以后，一直在学术理论、学术出版领域工作，至今已有52年了。其间，在不同时期结合不同工作任务，写过不少东西，其中在各种报刊发表的，约百余篇。过去曾有人建议我将这些文章选一选，出一本文集。我没有考虑。主要是当时在职，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翻拣重读这些文章；再说这些文章大都是过去写的，已是“过去式”了，现在再集中出文集，有意义吗，读者会愿意看吗？最近，有朋友又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我认真作了考虑，并花了一星期时间翻箱倒箧，将几十年写的文章寻觅出来，重看了一遍，我感觉其中还是有一些在当时学术理论和学术出版界起过作用的文章；我退休后写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在现时引起过一些反响的，就是说还是有一点保留价值和读者会感兴趣的东西。因此我不揣冒昧，从中选了25篇学术理论、学术出版的论述文章，定名为《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向出版社领导申请出版。蒙领导应允，才有了这本小书的问世。书中文章，基本是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文章内容前后不一：有关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有关现实理论研究的，有关学术人物的，有关人文社科知识的，还有关于出版研究的，等等。莫非作者是个“杂家”？是的，内容是有点儿杂，虽然都是围绕学术理论、学术出版这个主题。作者并非是个“杂家”（这是需要很高水平和渊博知识才能当的），而是和作者的工作生活经历有关。1956年我高中毕业后，提前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为人大哲学系的首届本科生。学制为5年。在大学三年级时的1960年初春，我和一些同学奉命提前毕业，被分配在哲学系的各教研室任教。我和罗国杰等4个同学，在罗国杰的领导下（他学识高，资历老，年龄也比我们大许多），开始筹建新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进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是这个工作我只干了三年半，1963年秋，我被上面抽调至别的地方搞别的理论工作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回校搞我我愿意搞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不久，我又奉命调到了陈伯达领导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下干校。后来是陈伯达出问题，研究院解散，我又被分配至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调至中宣部理论局编辑两份内部刊物。1980年代中，我才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搞学术出版工作，一直到退休。从我的上述简历回顾中，不难看出，我的工作几经变动，但都是围绕学术理论和学术出版转，我的研究和写作也围绕这几段转：在人大哲学系和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的研究和写作；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时，除编内刊和业余从事伦理学研究外，还接手上级交办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工作；到出版社工作后，一方面繁重的工作不容许再去搞专业研究和写作，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工作又需要去对编辑出版本身的规律作研究和探讨，还需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作了解；退休后，没有精力再去搞专业研究和写作了，而是在读书过程中，对文史学科中感兴趣的某个人和事作过一些断续研究和写作。晚年这些写作，摆脱了过去“命题作文”之累，完全是自己愿意读愿意写而流诸笔端的东西，没有了功利的目的，倒能真正反映了“自我”。我这20几篇文章，只是表现了我的经历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大成果”；只是我对一些问题认识的一个“阶段”，当然它带上了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写的文章。现在来看这些文章，不仅在观点上，还是在论证方法上，有些在今天我不会这样看，这样去论证。因为时移势易，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然而作为“文存”保留，却也能反映当时一个学术理论工作者对一些问题认识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一些学术理论界的情况。因此我也没有权利去改动它。本书所收各文，基本保留了当年发表时的原貌。我作的改动，有的是个别文字上的；有的是个别“敏感”之处编辑怕出事而删去的，这次我又恢复了原貌；有的是编辑为了吸引读者的看点，将文章题目做了改动，这次我又恢复了原题目；等等。另外，这些文章，大多是多年前写的，谈的问题，也是过去发生和遇见的，现在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时怕不能领会，所以我在每篇文章前加了一点题解，说明一些情况。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过：“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我和鲁迅完全不能相比；但“希望”却是相通的。是为序。郑文林写于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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