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媒介文化研究

媒介该有着自身的性格，有着灵动和动感的因子，有着价值内核和外在价值取向，一句话，媒介不是简单的机器设备抑或物化的平台，媒介是有信念的文化集合体。近五年来，通过对系列典型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我有了愈来愈深刻的如上体会，那就是媒体不该也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已然发生的事件的报道上了：不仅该有“未卜先知”的敏感性，还应有着连续性；不仅该有事件发生后的“对话”，还需要“倒放电影”和放眼周边。更重要的，媒介需要参与文化发展并构建自身的文化。胡智锋先生提及电视媒体时曾说，“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电视媒体正处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的压力不断逼迫他们向收视率靠近以至于投降，我们也理解制造这种景观的幕后，隐藏着若干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欲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电视媒体的把关人们对于自己所操控的媒体是不是有清晰而自觉的文化理念，他们对自身电视文化建构的责任、使命和追求，是不是足够理性而自觉”，虽然论点仅仅涉及电视媒体，难道这不是中国整个媒体的一个“简化版”吗？对于媒介文化的系统思考还要始于2010年11月27、28日浙江大学的一次题为“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学术研讨会，作为高校的一名与会者，我格外关注了业界同仁的取向和动态。《南都周刊》一名记者的演讲更是引发了我诸多思考：作为“东明事件”中的签名请愿者，1441名底层民众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境况？是否如网络媒体所言已经到了起义的边缘？对于在底层社会发生的东明事件，媒体和学者又该如何实现自己的关切？这种学术期待迫使我几个月来和团队一直在探究相关的话题，并通过学术和网络资源关注事态的进展，然而，学界和业界对于此事件的沉寂使得团队的种种论断变得苍白和无力。而我本人又一向固执的以为，传媒所强调的即时性在新闻传播学术领域是不能简单套用的，因为如果把传媒看做历史的记录者的话，新闻传播学者则应该用理性唤起记忆的文本并筛选时代文本。因此，作为学界中人，除了不能和现实过于贴近外，还应该通过时间的积淀来提升理性的认知。于是，我们踏上北去山东的列车时，距事件发生已经两年，距杭州的会议也已半年有余。当第一时间辗转从菏泽市到东明县城时，空气中弥漫的灼焦味使我皱起了眉头，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县城东南西北全是环己酮化工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而他本人则刚刚是因为甲状腺而动完手术。随后宾馆的服务人员也讲述了类似的情形，不仔细打量，还发现不了在她项链下面也同样隐藏着一道手术愈合后的疤痕。县城东去四五里路的东关，有个穆庄。媒体报道说，这便是当时签名请愿的“中心地带”。由于事前科研团队做了大量研讨等准备工作，我们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调研问卷、访谈提纲和必要的设备。然而，当入户访谈刚刚说明来意并提及甲状腺问题时，一连八户的反应却如出一辙：老乡们面部表情紧张，对于所提问题表示丝毫不知情。学者的潜意识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可做”！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当时参与签名请愿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表示，事情缘起于东面的化工厂要从村边铺设管道，而当时周边的亲人和朋友接连感染甲状腺病使得他们苦恼异常，于是一场自发的签名请愿便发生了。事后曾有多名记者前来采访，当此事见诸《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端，甚或在网上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说法时，温家宝总理曾经为此亲自作过批示。据两位被访者透露，一方面，基层政府对每一名参与签名者都针对性的作了“家访”，几乎所有人表示，名字是别人代签的而不是自己所为；另一方面，曾有大批的官员、记者和专家来到县城进行调查，鉴定结果也不了了之，而媒体之间则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论战。我们随即到了同样是参与主体的县一中的家属楼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东明县一中家属楼总共有八栋，我们对其进行了编号并随机抽取了其中的两栋，此两栋我们逐个进行了入户调研；第二天我们到了城关镇毗邻某化工厂的双井村，对双井村的崔街、李街、单街、董街、刘街、杨楼、杨街七街进行了编号且随机抽取了其中的三街进行入户调研；对于南关向阳路的县医院附近、西关五四路沿路商铺等也采取了相近的调研方法。第三天在对北关的北关街进行入户调研中，从县实验小学至县一中之间的区域，出现了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在北关街以南靠近穆庄的20余户访谈中，90%以上的人基本是在穆庄访谈的翻版；而同样是北关街以北靠近县一中的20余户访谈中，80%以上的住户是配合调研的，与在县一中的调研有些相近。可见，这种群体心理具有极大的“感染性”！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把触角伸向底层群体该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需要立足于对这一群体各种弱势心理的充分体察基础上，从东明事件实证调查中对于签名的“反复”和局部地域对于访谈的坚拒便可见一斑。对于底层群体在体制内的抗争性声音，媒体为博得眼球往往是蜂拥而至又如潮而退，或许适应市民社会中媒介竞争的格局和市场规则，但在底层群体的社会认知层面又如何呢？“传媒的关注往往是临时的、暂时的”，这是在调研过程中来自底层社会的最淳朴的声音。而在菏泽市铁路家属区的11栋楼的3栋抽样入户调查中，30户中93%的居民表示对于所谓“东明事件”并不知晓，只有两户通过互联网进行过关注。在仅距30公里的菏泽市与东明县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却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而且后者的居民了解途径大多是通过人际传播实现的！由于识字率、经济水平等制约着基层民众跟媒介的接触，调研中的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民众对于大众传媒的接触更多是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即使对于“两会”新闻等的关注也是希望能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相关信息，而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底层社会最关注自己的生存现状是否会得以改观，群体的心理倾向因受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使得对于政治等相关议题变得比较敏感而脆弱。此时的大众传媒如能准确把握住社会基层民众的群体心理特征，积极进行导引，努力做到民众没有想到却应该做的事，这应是媒体构建自身文化的有效切入点之一。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是倚重于道德力量的伦理社会，以规范社会个体与组织行为为宗旨的法律往往会“不敌”前者，尤其是在处理转型时期的突发事件时更表现出了“疲软”，这种连锁反应的直接后果是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不断提升。从群体心理学的视角而言，一系列此类事件中的双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双方，而是情感转移与心理积累所致。如果反观近年来颇具影响的系列突发事件的话，那么这两方中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会有代表基层群体的一方——他们自认的弱势群体的一方，因此，媒体在介入这一群体时需要具备“理解和同情”的素养：这不是由弱者身份认同彰显的道德潜力所引致的同情，而是新时期需要对普通民众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定位，这就需要媒体俯下身来体察底层民众行为的各个环节，即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从底层群体的内部来解构他们的生活场域、利益诉求以及在体制内抗争性话语的表达。事实上，我所谓的“底层群体”只是基于这次“东明事件”的调研对象而言的，也是相较于以往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作的一种论断，并不完全是精英价值观下的产物，旨在说明普通民众的社会和心理状态。当然，对于转型时期的大众传媒而言，旧的体制改革还未消除殆尽而新的改革正在酝酿之时，它们时时会陷于政治和经济议程的“合谋”中；在社会价值乃至文化体系还未完全理顺之际，媒介对社会或文化的关注也往往会被若干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欲望所吞噬。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屡屡向收视率、点击率等靠拢，在媒介和基层政府之间张力出现时以及媒介文化构建过程中的迷茫和无奈，社会亦应有着一种“包容”的气度。但是，就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媒体的发展而言，由于在传播主体、信息共享、接受终端等诸多方面都有了深度的变革，因此以往因地域、管理等导致的发展瓶颈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内容资源的整合和开发上得以缓解。而系列调研和访谈之后令人沉思和反思的也非常多：一方面，中国社会已经“步入高风险社会”（贝克语），并且隐性风险多于显性风险；另一方面媒介化社会的影响方式已经突破了“单兵种作战”的模式，在思维方式、个体意识等方面开始对于包括底层群体在内的社会各群体进行全方位渗透。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底层民众也已经开始摆脱媒介素养的“婴儿期”，且因地域、风俗、伦理等的不同而呈现诸多的差异化，因此，媒体还能洞若观火的静待时变吗？进一步而言，媒体是该梳理清楚自身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角色的时候了，因为“如果没有明确而清晰的文化身份、文化定位、文化角色的确立，那就学不会带着镣铐跳舞，那就很难在逆境中成就自我，也很难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同、信任和尊敬”（胡智锋语）。同时，各界对有关新闻传播的知识学人寄予了厚望：希望在媒体多样化时代，这一群体能够尊重市场消费者，又多少能够权衡利害，扮演好把关人和传播者的职能，发挥好自身专业优势。因此，学界理应重拾理性批判的武器和田野调研的方法，并历史地承担起无限的责任和义务。本书便是把自己之于媒介文化的所思所想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希冀对媒介、公众和相关管理方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向度，是为序。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