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资归农”问题研究

呈现在面前的这部书稿是许永峰博士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提炼、补充、修改而完成的。永峰博士曾于2004—2007年间随我在山西师范大学攻读专门史硕士学位，其论文选题就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问题。2007年硕士毕业后又考取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仍由我担当授业导师，2010年夏顺利毕业。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毕业，其间历时6年，她离开年幼的孩子以及眷恋的丈夫与家人，奔走于学校、图书馆、档案馆、书店乃至古旧图书市场之间，白天搜集资料，或复印或抄写或购书或“淘宝”，晚上在电脑前工作直至深夜。作为一个女同志，做到这点是十分不易的。如今，这部凝聚其数载心血的书稿即将付梓刊行，我作为指导教师感到无比兴奋。实际上，我对中国近现代乡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亦是近十年来之事，在许多问题或现象上的看法难免“失当”或“浅陋”。不过，因受永峰博士多次请托，还是想借此阐发几点“不成熟”的认识。第一，“商资归农”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从现在出发来理解过去”、“在过去的基础上理解现在”，这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亦徒劳无功。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占主体人口的大国，农村问题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牵涉国家经济振兴、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在有关农村的诸多问题中，农民的组织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永峰博士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资归农”问题，亦即都市商业银行探索参与组织农民并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无疑敏妙地把握了当下学术研究发展的动脉。在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历史时期，对于中国都市银行界来说，农村几乎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甚至时至今日的许多银行亦对其“敬而远之”。这主要是因为投资农村的风险、成本与利益不相匹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是农村金融的基本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金城、中国等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都市商业银行依托当时的农村合作运动开展了一场“资金归农”活动，这场活动存续时间仅有数年，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新鲜事物”。其尽管是在当时中国农村“金融贫血”和都市“金融充血”的特殊背景下发生，但银行家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服务社会意识可嘉可赞。这场活动显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在实践运作中，各大银行均进行了充分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如采取合作社放款、抵押贷款所放款、农仓放款等多种放款方式，而对合作社的放款形式亦不少——或由银行与合作社指导机关搭成合放，或由银行与合作社指导机关分工合作、各负其责，或由指导机关居中介绍而由银行与合作社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并插手合作社指导与组织，或不经指导机关而由银行直接贷款予合作社并直接指导与组织合作社；既单独放款又与同业银行组团放款，既对人信用又对物信用；采取差别贷款利率，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等等。其中许多经验至今不乏借鉴意义。此外，诸如关于农贷系统性风险问题尤其是农贷制度环境、政府参与农贷角色等问题，均可为当代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提供历史启示。第二，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生命所在，缺乏证据做支撑的研究实际等于无水之鱼。丰富而信实的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永峰博士的研究就是建立在数百种参考文献和大量统计资料基础上的，如文中仅数字统计表就有70余个，而且这些数据表是经过其重新整合或多方考证形成的，某些原始材料中存在的谬误都得到了修正；尤其是许多时候作者还在注释中列举了其他相关数据和资料，以为参考或对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史学工作者严谨治学态度的最好体现。第三，从研究思路观之，永峰博士一面将“商资归农”问题作为中国农村合作制度及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环节来考察，对其在制度纵向变迁中的地位予以准确定位；一面将“商资归农”问题与当时各种外在环境因素进行横向联结，运用多学科理论对其命运进行维度性剖析。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对“商资归农”问题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深刻见解，如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与当时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及危机息息相关，其两难命运主要源于农贷系统性风险——如市场风险和自然、社会、制度等环境风险，其短命则主要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系统化与国家化导致；商业银行与农村可以共存共荣，政府不应承担全部农贷任务，但有责任为“商资归农”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但要以本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制度创新的基础；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要以满足农民利益及农业发展需求为目的，不能成为政府实现非经济目的的工具，等等。总之，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一个具有持久学术魅力的研究课题，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政治课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在中国改革开放若干年后，“三农”问题如今又成为困惑中国前行而备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或政治问题，历史学者有责任有必要从历史当中为其寻求启示。换言之，永峰博士的努力是“与时俱进”的，我赞同她的选择，认同她的研究，尽管其目前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限度性，但只要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值得肯定的。我希望她沿着自己的道路并持有坚定的信念走下去！是以为序！岳谦厚2012年3月28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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