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防扩散机制与防扩散政策研究：以导弹防扩散为例

武树帜，国务院研究室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研究员。自20世纪50年代政策科学（或称政策学、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分析）在美国诞生以来，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培养了一批奋发有为的中青年学者，刘雪明教授便是其中之一。当他主编的这套著作出版之际，邀我写几句话时，我欣然允诺，这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和学习。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关系国家的兴衰、人民的利益和生活的好坏。历史证明，政策好，国家会长治久安，人民会安居乐业；政策失误则祸国殃民，贻害四方。古今中外的这种经验教训，是不胜枚举，不乏例证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也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国际上一些研究经济的人士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政策，而政策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技术进步也离不开正确的科学的政策，所以，要加强对政策及其运行规律的探讨和研究。政策科学就是这样一门专门探讨政策及其运行规律的学问，是一门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以及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相关知识的交叉学科，也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当前我们研究政策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决不可与此相背离。政策科学的研究，要集思广益，不自以为是；可独有心得，而无门户之见；需超前预测，但不脱离实际。研究政策科学要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研究政策科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有助于领导部门科学制定决策，不断完善政策；应该有利于群众全面理解政策，上下认真贯彻执行政策。政策科学研究不但要关注基础理论，同时要体现出应用性，要发挥科学的导向作用，为政策实践服务。只是坐而论道，脱离政策实践，政策科学将难于发展。政策科学要在为政策实践服务中获得较大的发展，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必须与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地扩大政策科学对现实的影响，使决策者重视政策科学。研究政策科学，还要有创新，要认识新形势，提出新思维，解决新问题。江泽民指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政策科学当然也要创新，通过创新来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我们的各项现行政策，并进而形成一种体制，一种制度，使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加科学、正确，并使政策能在实践中开出更好的花，结出优良的果。正是坚持了这些原则，我国政策科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进步较快，在短短的30多年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观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1992年10月成立以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联络、组织、交流、倡导”为活动方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团结、带领各位理事积极开展政策科学研究。刘雪明教授作为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各项活动，在政策科学领域辛勤耕耘，出版了《政策科学研究》、《政策运行过程研究》等著作，现在又主编一套新著要出版，实属可贺之事！政策科学研究，面广需求大，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涉及政策，撰写文章，出版著作，潜心研究，大有用武之地。希望政策科学研究会的全体成员和所有从事政策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不断提高政策科学的研究水平，提高政策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而共同努力，为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2008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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