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词坛“尊体运动”研究

本书阐述的论点主要有：1﹒常州词派性质辨析。常州词派作为一个特定指称今天已成为认识晚清词的一个重要视角本书所指晚清起于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词选》的刊行，终于民国初期。，然而这个“能指”能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当时词坛发展的史实，其适用的范围该如何确定？这是本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书论述的重心并非仅仅是推翻一个流派的存在，而是希望借助对常州词派流派性质的再检讨来重新梳理晚清词坛的发展历程。晚清词人都喜言比兴寄托并且在作品中忠实践行着这一理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创作上看，常州词派似都有存在的理据，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从理论上看，虽然这些词人都标举“比兴寄托”，但每个个体所处的历史空间各异，理解的视域不同，对比兴寄托赋予的内涵也大相径庭。试图从“比兴寄托”的表象中抽离出一个流派概念，进而整合整个晚清词的复杂面貌，极易导致历史与逻辑的背离。如在常州词派的有色镜框下，当某一词人提出“比兴寄托”时就立刻被圈入常州派内，这就忽略了该词人所处的时代、地域、群体、传承的复杂性。可以看出，一些词人常常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比兴寄托”，他们与张惠言并无师承关系，对“比兴寄托”的理解亦不同于张惠言。对此，理应还原各个词人特殊的创作背景，不可简单地以“常州词派”这一概念来遮蔽当时词坛发展的繁复性和多层次性。其次，在创作上，存在着如何界定比兴寄托的问题。因为从广义上看，在传统文化中，比兴寄托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无论是诗学渊源还是词学渊源均有悠久的历史。在实践中，任何一个优秀词作均包含有比兴寄托的因子，这也是中国古典抒情文体的一个重要表征。很显然，比兴寄托这一艺术手法无法成为一个流派的标志性风格，试图以一个泛化的概念来特指一个杰出词人或整个词坛的发展无疑是既不恰当又不准确的。再次，我们固然可以以“香草美人”暗喻“君国之忧”来特指晚清的比兴寄托，但这种比兴寄托无论是在一个词人还是在整个词坛，在量上还是质上均不占优势，倘若以这种狭义的比兴寄托来衡定晚清词发展可以说大半优秀作品将被排除在所谓的“常州词派”之外，比如浙派晚期的词人以及大量超脱流派束缚的极具个性的词人该如何给他们排位？假如这些词人被剔除于流派之外，那么很可能得出晚清词坛是一个毫无生机的“鬼词的时代”的结论，从而大大削弱了晚清词人乃至整个词坛的特色和成就。所以本书认为对常州词派的流派性质仍需在现代语境中进行一番梳理和重新界定。本书的结论是：晚清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流派即常州词派，就其实质而言，“常州词派”乃是在常州词人群体基础上衍生出的一场词学尊体运动。2﹒尊体运动发生论。晚清的尊体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从词体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这场尊体运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的出现既建筑在词体自身演变发展的“内因”上，又是由外在时局变化这个“外缘”所致，即词体自身的演变规律与时代变迁相互呼应的产物。本书的研究重点则试图从词体发展的内因上探讨晚清词演变的若干特征。为了进一步厘清晚清词坛尊体运动的来源，本书把词史上的尊体运动划分为三种范式：诗化范式、雅化范式、诗教范式，进而认为晚清词坛的尊体运动就是以诗教范式为核心融合了诗化、雅化范式从而具有尊体运动集大成的性质。3﹒尊体运动的创作论。晚清词人在观念上皆提出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尊体主张，但在创作实践中则出现了不同的风貌，这种多样性表现在：由于并无一个统一的领袖式作家及其风格可供模仿，故每个词人所奉献的审美境界各不相同，由此促发了晚清词坛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所以就晚清词的发展来看，并无一个统一的流派，只有观念的趋同而创作多元的生态景观。本书要探讨的是这场尊体运动对词坛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创作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产生了怎样的利弊？概言之，本书认为将晚清词坛仅仅归属于常州词派有失偏激。流派成立与否，本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古代流派事实与现代学界定义时常有挂漏之处。故本书否认常州词派的存在，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认为该流派的存在已模糊了我们对晚清词坛的复原与阐释工作。一个流派存在的合理与否，主要取决于该流派的认定能否有助于还原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假若可以，虽然其缺乏当下流派概念的某些因素，但我们仍可追认，否则应弃去。回顾晚清词坛，可以发现当时词坛纷繁复杂，远非一个流派所能概括，当我们试图将某些词人纳入常州版图时，便会出现捉襟见肘，乃至强古人以就我的困窘，历史与逻辑的矛盾、错位由此展现。本书试图以思潮来替代流派概念，意在纠正我们对晚清词坛的某些偏执，从而还原一个开放、多元、极富生命力的词坛生态原貌。弃却常州这一框囿，开放研究视野的同时，复原一个文学版图的原生态，这即是本书努力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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